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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著薩默維爾的手，他的手長滿老繭，對一名外科醫生來說略顯粗糙，看著他清澈的雙眸，我總覺得這樣的經歷會讓任何躁動的靈魂瞬間變得安寧。理查還告訴我們，薩默維爾雖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他並不教條。“基督教唯一的問題就是從來不會真正受到審判。”薩默維爾曾經跟理查這樣說，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險中，他們待在一個兩人帳篷裏，帳篷則搭建在一個白雪皚皚的高隘口上。

約翰・諾爾上尉是個瘦子，臉上布滿皺紋，眼眶深陷，眼神焦慮不已。也許原因在於此：在1924年的探險中，諾爾拿出8000英鎊，承擔那次探險的全部費用，以此換取所有的膠卷和照片，他們甚至還帶了特別設計的照相機和電影攝像機，上到北坳那麽高的地方，拍攝登頂者的遠景，不過前提是馬洛裏和歐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帶了一個用作暗房的帳篷到珠峰大本營，還付錢請了不少人攜帶洗出來的照片從珠峰跑到大吉嶺，然後將照片郵寄給倫敦的大報紙。現在，他正在發行他最主要的電影《珠峰史詩》，但因為馬洛裏和歐文最後的行蹤幾乎都被雲層遮住了——至少他們在北坳的行蹤沒被發現，人們在私下裏說諾爾上尉對影片的結尾很不滿意。除非諾爾的電影能在英美兩國引起轟動，否則這個可憐的人那8000英鎊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著奧德爾，覺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這樣一個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寧。

約翰・諾爾上尉是最後一個收到喬治・馬洛裏信箋的，但我們今天晚上問候的最後一個人，既是地質學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這位特殊朋友，諾爾・奧德爾將永遠是最後一個見過馬洛裏和歐文活著的人。

馬洛裏和歐文試圖從六號營地危險的帳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奧德爾曾經孤身一身待在五號營地。他一個人前往六號營地的那天本來最適合登頂。那天晚上12點50分，奧德爾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個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看到馬洛爾和歐文在靠近最後一個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馬洛裏和歐文追悼會剛剛結束沒幾天，登山俱樂部會議人滿為患，裏面傳出的消息令整個英國嘩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個探險隊的同伴都質疑奧德爾“親眼目睹”之事。馬洛裏和歐文真會如奧德爾所述那樣，他們會在下午12點50分就登上了所謂的“第三台階”，把身影留在珠峰頂上白雪皚皚的三角巖上嗎？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懷疑。即使他們帶了氧氣瓶，這樣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爭辯道，奧德爾肯定只是看到他們在第二台階攀登。絕無可能，另外一些離著珠峰十萬八千裏的專家也說，那時天色尚早，馬洛裏和歐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階，奧德爾肯定搞錯了，盡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圖為證，說明他所在的那個地方被山脊和山體擋住視線，看不到第一台階。但是，當時雲僅僅散開了一分鐘，他只能瞥見兩個影子正在爬山，視線很快變得模糊了，當然，前提是那兩個影子是人的話（但很多登山家都認為那只是雪地上的兩塊石頭而已）。

我們全都坐了下來，另外一名打著白色領帶，穿著燕尾服的侍應依照我們的吩咐，拿來了威士忌，這時，諾頓上校打破了沉默。

“見到你真高興，理查。真是抱歉，我們只有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之後登山俱樂部正式的晚宴就要開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協會的會員，以前還是探險隊成員，我們給你找個房間自然也沒問題……”

理查揮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沒穿正裝來，泰迪，而且也不合適。我就不參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問你們幾個問題，問完就走。”

我們的酒水很快呈了上來，純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裏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時候感覺暖暖的。我的手沒有哆嗦，但我總覺得會把持不住似的。我還意識到，我將來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級登山家共處一室，這可能正是我緊張的原因。我並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這群世界聞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們也有此雄心卻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懼。

“應該是關於馬洛裏和歐文的事吧？”諾頓對理查說，我覺得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冷漠。過去四個月以來，他們這些人被多少次問過有關“兩位英雄”失蹤的事？

“不是的。”理查說，“今年夏天，我拜訪了布羅姆利夫人，答應她盡我所能幫她找到失蹤的兒子。”

“你是說年輕的珀西瓦爾・布羅姆利？”電影制作人諾爾說，“我們怎麽幫她？布羅姆利又沒跟我們在一起，這你知道的，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