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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這位所謂的布羅姆利勛爵閣下，能提前一天從山上滾到加爾各答來，幫我們“安排”一下，運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該死的貨運站去，我他媽的就是這麽希望的。

加爾各答是個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盡是吉蔔林筆下“裹屍布裏的死屍”，事實證明那些並非死屍，而是有些人把床單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這裏的一切都散發著一股味兒：有焚香味兒、香料味兒、人尿味兒、牛身上的味兒，密集人群中散發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氣味兒，這股氣味倒是不會令人不悅，還有牛糞燃燒後噴出的煙霧中夾雜的芳香。每一個深色皮膚的男人都帶著好奇、輕蔑或決然憤怒的目光，而女人們的眼神裏則充滿誘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女人們，也從嚴嚴實實的黑色衣物裏看我，在我看來，這樣的眼神倒有幾分性感。

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後才會進入酷熱天氣以及夏末的雨季，屆時將會下起瓢潑大雨，不過，現在我感覺加爾各答的天氣已經像一條濕乎乎的毯子，把我從頭到腳卷在了裏面。

起碼這就是在這裏待了兩天半後這裏留給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那麽新奇。盡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從波士頓到了歐洲，可在這次搭乘卡裏多尼亞號從利物浦來到加爾各答的這五個星期航程中，我似乎體驗到了千倍萬倍的異域風情。最開始的那幾天過得簡直苦不堪言，海風大作，波濤洶湧，拖船好不容易才載著我們離開利物浦港，而且我驚訝地發現，我是唯一沒有暈船的人。船只左搖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進行一場完美比賽，而挑戰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從甲處到乙處，然後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會在前後左右搖個不停的橢圓形木甲板上跑12英裏，而我一點兒暈船的症狀都沒出現，可在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暈船症簡直把讓-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緩慢經過蘇伊士運河的時候挺無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趕上了暴風雨，我只能在甲板下悶了一天，除此之外，這趟前往加爾各答的航程可謂一次愉快的經歷。在科倫坡，我買了一些花邊，並把它們寄給了我在波士頓的母親和姑媽。這裏是一個小鎮，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樣子怪嚇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興奮極了。而且我知道，這一切不過是前奏而已，只是當時的我對此沒有充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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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險隊都經由加爾各答前往正式起點大吉嶺，不過，登山俱樂部珠峰委員會和該俱樂部創始組織皇家地理學會像贊助探險隊一樣，出資贊助代理人，讓他們在加爾各答待命，分類整理成箱的補給和裝備。如此一來，在登山者抵達的時候，他們所需要的每一樣東西要麽是已經裝上了前往大吉嶺的火車，要麽是整理完畢，只待裝車。

我們是一支秘密探險隊，而且並不合法，所以自然不會有代理人在加爾各答等我們。理查負責支出布羅姆利夫人的錢，至少是在“雷吉表親”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財政大權都掌握在他手裏，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訴我和讓-克洛德，印地語“bandobast”一詞為“安排”之意。很顯然，在加爾各答，“bandobast”（加爾各答大部分人都說孟加拉語，而不是印地語，不過這個詞依舊在這裏沿用，我想這是因為在使用多種語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這個詞差不多代表著一個人所周知的概念）與中東的“小費”是一個意思，也就是說，就算要做最簡單的事情，都得使錢。

不過理查和馬洛裏等人一起參加過最早的兩次珠峰探險，而且對探險隊的大小事宜都很感興趣，包括想在加爾各答辦事就得付小費這種潛規則（我和讓-克洛德只希望稍後在大吉嶺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們到達加爾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個沉重的大箱子便從碼頭運到了火車站貨運站。箱子裏除了有從歐洲帶來的必需品外，還有很多理查的優質新繩子。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將從加爾各答另一邊的錫爾亞達火車站搭乘一輛名為大吉嶺之星的夜間火車——姑且說那是一輛火車吧——只到西裏古裏站，那裏是一個小貿易中轉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抵達時間是第二天清晨6點30分。我們只能從那裏換乘大吉嶺喜馬拉雅鐵路列車，大家都說，那是一輛玩具似的窄軌列車，發著嘎嘎聲攀爬喜馬拉雅山脈最南端山麓，而後抵達大吉嶺，攀升高度為海拔7000多英尺，英屬印度下轄孟加拉殖民英政府的避暑之地就在那裏。這趟火車將行駛大約400英裏，理查告訴我們，大吉嶺之星上太熱了，而且塵土飛揚，根本別想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