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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作為一位出色的專業人士，史邁利肯定會在客戶登門拜訪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這幾個月以來我做的一樣：坐在同一張用戰爭期間的松木做的破舊的黃色桌子前，桌子的邊緣被燒成了棕褐色，據說是德國佬幹的；桌上擺著同一部老式電話，撥盤上既有數字也有字母；同一張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歲時騎在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邁利皺起眉頭盯著手表，然後拉長了臉環視著和平常一樣亂糟糟的房間，因為從大家能記起的時候開始，我們一直在跟國防部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決定負責打掃衛生的究竟是他們，還是我們。我仿佛看見他從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又是很費勁，史邁利不管做什麽動作都得費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塵垢，然後提前把桌子對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幹凈。接著就像我自己也做過好幾次的那樣，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幹凈，擺正相框，讓她那雙年輕的、充滿理想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我估計史邁利已經在提前研究談話對象的心理了，任何優秀的情報官員都應該做到這一點。不管怎麽說，一個當過士官長的老兵肯定還是希望看到他這裏井井有條。然後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準時得分毫不差，在看門人的帶領下走進房間，身上穿著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軍裝一樣扣得整整齊齊，靴子的尖頭擦得錚亮，像七葉樹果似的在暗中閃閃發光。史邁利在會面記錄單上對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幾句，卻非常傳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發，胡須剃得很幹凈，一副軍人儀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著軍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幹脆地說道，隨即以立正姿勢站好，史邁利好不容易才勸他坐下來。

史邁利那天的身份是諾丁漢少校，有一張帶照片的氣派卡片可資證明。這會兒我讀著史邁利寫的報告，口袋裏也裝著一張類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內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別問我為什麽要選阿斯科特這個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選擇地名作為化名的時候，又一次下意識地模仿起了史邁利小小的習慣。

“長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話我想問問，您來自哪個部隊？”霍索恩坐下後問史邁利。

“綜合後勤服務部隊。”史邁利說道，上頭只允許我們這麽回答。

不過我敢肯定，這句話史邁利很難說出口。和我一樣，他也不情願把自己說成某種從不參與戰鬥的人。

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霍索恩帶來了他的那些勛章，用一塊擦槍布包著。為了他，史邁利很有禮貌地逐一查看了勛章。

“是為了我們的兒子，先生，”老人說，“我一定得來問問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願意再聽了，她說那都是他在胡說八道。但我跟她說，我得來問問你們。我告訴她，哪怕您拒絕回答都沒關系，可要是不替兒子問問清楚，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他的義務。”

史邁利什麽都沒說，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帶著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們只有肯這麽一個兒子，所以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帶著歉意說道。

史邁利還是讓老人慢慢地說著。我不是說過他最善於傾聽嗎？史邁利不需要問什麽問題，就能引導著你把答案說出來，這全都是因為他傾聽的時候特別真誠。

“我們不是想打聽什麽機密，少校。我們也不問那些不該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臨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問的問題他早已仔仔細細地準備過，現在他提出來了，“我們的兒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雖然看起來一直在幹著違法犯罪的勾當，但其實他是在蘇聯執行敵後任務？”

看到這兒，你也許可以說，我第一次趕在了史邁利的前頭。這僅僅是因為我在蘇聯處待過五年，對以前執行過哪些任務一清二楚。我感覺到一絲笑意浮上了我的臉頰，而我對這個故事的興趣也變得更濃了。

不過我敢肯定，史邁利的臉上沒有流露出任何東西。我估計他的表情變成了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就像個內務官員。也許他擺弄了一下眼鏡，他那副眼鏡總讓人覺得應該架在一張更大的臉盤上。最後史邁利問霍索恩為什麽會這麽想，不過他問話時很真誠，不帶絲毫懷疑。

“是肯跟我們說的，長官，就因為這個。”史邁利這邊還是沒有任何表示，只不過永遠敞開著那扇門，“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願到監獄裏去看肯。我會去。每個月都去。他因為嚴重傷害罪被判了五年，因為是慣犯又加了三年。我們那個年代還有保護性拘留。我們坐在監獄的食堂裏，我和肯坐在一張桌子旁邊。肯突然把腦袋湊過來，壓低嗓子對我說：‘別再到這兒來了，爸。這樣我很難受。我其實並不是被關在監獄裏，你知道。我是在蘇聯。他們特地把我帶回來，就是為了讓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敵後工作，不過可別告訴媽。寫信給我沒問題，他們會把信轉過去的。我也會以囚犯的身份給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個犯人，因為沒有比監獄更好的掩護場所了。不過事實是，爸，我跟你當年在沙漠之鼠部隊156一樣，也在為祖國效力，我們這些最優秀的人就是為了這個才來到世上的。’打那以後我就沒再要求去探視肯。我覺得我必須服從命令。當然，我給他寫了信，是寫到監獄去的。寄給霍索恩，編號多少多少。三個月之後我會收到他用監獄的信紙寫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覺得兒子和以前不一樣了。有時候字寫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點生氣；有時候寫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沒時間似的。有一兩次信上還寫著我不認識的外國字，大部分又劃掉了，好像他都不會用自己的語言寫信了似的。有時候他會給我一點兒暗示。他會說：‘我有點冷，不過很安全。’他會說：‘上個星期我鍛煉得有點過頭了。’我沒告訴我妻子，因為肯不讓我告訴她。而且就算說了，我妻子也不會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給她，她直接就推開了——這太讓她傷心了。但是肯死的時候我們都去了，看到他的屍體躺在監獄的太平間裏，給戳得稀爛。足有二十處刀傷，可是連是誰幹的都不知道。她沒哭，她從來都不哭，但這跟殺了她沒什麽兩樣。坐公共汽車回家的路上，我實在忍不住了。‘肯是個英雄。’我對她說。我是想讓她醒醒，因為她整個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輕輕搖了搖，讓她聽我說話。‘他不是什麽卑鄙的罪犯，’我說，‘我們的肯不是那樣的人。從來都不是。殺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幫赤色的蘇聯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訴了她。‘肯在編故事，’我妻子說，‘他總是這麽幹。他不明白謊言和現實有什麽區別，從來都不明白，這就是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