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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他時髦的辦公室，伯爾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現代人物。他是從哪裏調來的，對我來說是個謎，不過那時我畢竟已不再是圈內人物。有人告訴我他原來是做廣告的，另一個人說他來自倫敦市政府，還有人說他來自法律學院。訊問組收發室的一個聰明人跟我說，伯爾根本就沒什麽來歷：他生下來就是現在這副模樣，渾身散發著須後水和權力的氣息，身著兩件套的藍色商務西服，腳蹬一雙別致的側搭扣式黑皮鞋。他是個大塊頭，步態飄忽不定，而且年輕得出奇。一握住他軟乎乎的手，你馬上就會減掉幾分力氣，生怕會把那手捏出印子來。他面前的辦公桌上放著弗雷溫的档案，封面上別著我做的不算嚴謹的摘錄——是昨天深夜寫出來的。

“信是什麽人寄的？”沒等我落座，他就用幹巴巴的英格蘭北部口音問道。

“我不知道。信中對情況了解得很透。不論是什麽人寫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課。”

“說不定是弗雷溫最要好的朋友。”照伯爾說話的口氣，所謂“最好的朋友”就是專門幹這種事情的。

“他信中有關莫德裏安的日期都對，弗雷溫的權限也沒錯，”我說道，“他了解正面議決的程序。”

“但還算不上什麽大師傑作，對不對？如果是內部人幹的，這還不夠完美。很可能是個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問我什麽？”

我沒料到自己會遭遇這種連珠炮式的發問。在訊問處待了六個月之後，我已經不習慣被別人催著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來追查這件案子。”我說。

“為什麽不讓你去查呢？”

“這種事超出了訊問處通常的職責範圍。弗雷溫的權限高得嚇人。他的部門負責處理白廳某些最為敏感的電訊往來。我本以為你會把這事轉給國家安全局。”

“為什麽？”

“這是他們的職責範圍。如果真的有問題，那也應該直接由他們進行安全質詢。”

“這是我們的情報，我們管的人，我們的信。”伯爾反駁道，他的率直倒是讓我心頭一熱，“讓他們見鬼去吧。等我們弄清情況，再來決定該怎麽處理。公園對面的那幫死板家夥整天就想著做成鐵板釘釘的起訴，再搞一大堆勛章來分分。我可是在為市場收集情報。如果弗雷溫變節了，說不定我們可以讓他繼續幹，然後把他策反過來。說不定他還能讓我們接觸到莫斯科那邊的莫德裏安老兄。誰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幫大師不知道，這是肯定的。”

“這麽說的話，我覺得你最好還是把案子交給蘇聯處去處理。”我固執地說道。

“我為什麽要這麽幹？”

我本以為在伯爾眼中我肯定是個不招人喜歡的家夥，因為他這種年紀的人會覺得失敗是不可接受的。不過他似乎是在問我的意見，讓我說清楚他為什麽不應該指望我。

“訊問處沒有參與情報行動的職能，”我解釋說，“我們管著一間打掩護的辦公室，傾聽孤獨的人們倒苦水。我們沒有權限開展秘密調查或是指揮情報員，也沒有被授權去追查像弗雷溫這樣能接觸高層機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電話竊聽，對不對？”

“你要是給我授權，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監視組介紹情況，對不對？他們說你以前在監視組幹過幾次。”

“那也得你親自授權才行。”

“就當我授權給你了呢？訊問處也有權進行有關資格審查的質詢。你可以假裝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長這個，大家都這麽說。這就是一件跟審查有關的事，對不對？弗雷溫也該輪到一次附加調查了，對不對？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議決的時候，訊問處要調查的所有情況必須事先報國家安全局審批。”

“就當他們已經批過了。”

“我不能這麽幹，除非拿到書面的許可。”

“嗨，你當然能了。你又不是情報部裏那幫沒用的老家夥。你可是了不起的內德啊。你打破的規矩多得很哪，對不對？你的档案我全都看過。況且你也認識莫德裏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打過一次壁球。這算不上什麽認識。”

“在哪兒打的壁球？”

“在蘭斯頓160。”

“你們倆怎麽一起打球去了？”

“當時已正式宣布，莫德裏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館的聯絡員。我想就巴雷·布萊爾的事跟他談一筆交易。人員交換。”

“怎麽沒談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們配合。他自己去談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們。”

“他的球打得怎麽樣？”

“挺狡猾。”

“那你打贏他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