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凡人何較神仙長

這天後晌等午飯的時間, 三哥拿著影集翻給珍卿看，看一會兒見她又出神，無奈地闔上影集收放起來, 問她在家究竟發生何事。

珍卿對三哥攤攤手說：“其實沒什麽要緊，非要說有事, 不過是太累, 又趕上經期, 休息得也不舒泰, 連著三天做噩夢。”見三哥推一推她的杯子, 叫她把姜糖水喝幹凈，珍卿喝完放下杯子跟他傾訴：

“三哥，我之前給你講過啊, 東方學會本月請我講中國‘法’的形成。未免在外國友人跟前露怯，我遍索群籍、絞盡腦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做了這麽厚一本講義……”她拿兩只手掌合在一起, 來形容講義的厚度。

“我跟一幫洋人口若懸河地講, 儒家如何取‘法’自然，道家如何以‘無法’為法, 墨家如何以‘民利、神意’為法……又花了三個半天的時間, 跟他們討論人治、禮治、勢治、法治，還有老莊的無為而治, 討論得火花四濺、碩果累累, 不止一位洋學者說受到我的啟發, 要在學術著作裏加入新想法, 我跟大家討論也受益匪淺。”

“忽然一天, 宋庭哉問我怎麽不給中國人講, 我想來想去莫名吃一個驚嚇。我想我在做什麽呢？我給東方學會的洋人講課，固然能傳播文化、提升形象，於我於人不能算是壞事。可是，對中國的青年們有何益處？我在這裏講得再多，他們也看不見聽不見。多少中國的知識青年一葉障目，總覺得中不如西，古不如今。便是對傳統經典知之太少。”

三哥的表情溫和沉靜，似乎無論她講什麽，他永遠是最忠實的傾聽者，他撫撫她的發辮笑問：“你現在什麽意思呢？”珍卿小手放進他大手，說道：“我原本想，把在東方學會與眾人的討論，整理成一個關於‘法’的談話集，在中國報紙上連續登一登。可是東方學會不少人反對，說他們還要寫書發表新論點，指望以新論點一鳴驚人，我若把他們的話先捅出來，就涉及知識產權問題。好事做不成我自然失望，想到沒什麽事能一蹴而就，我也不灰心。

“後來嘛，我就一直思量，向洋人推廣文化固然重要，但把我們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先來喚醒中國青年的智慧，於今日情勢豈不更重要？試想一想，為何許多所謂高級知識分子，也動輒叫嚷中國全盤西化，把老祖宗的東西貶得一文不值？是當代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涉獵得太淺太少。但凡懂些中國的政治道統和先賢智慧，便知權力分散的省級自治，根本不適應偌大中國的管理；還有，以血緣為中心的宗族社會差序格局，就算現在多少人說它該滅亡，客觀地說，它也不會輕易被西方市民社會取代……

“所以啊，三哥，我想循序對國學經典去蕪存菁，循著中國文史的脈絡讓國人重視國學，發現中國聖賢的生存哲學和發展智慧。譬如現在，我想自著一本深入淺出的書，給國人講講中國‘法’的淵源，東方學會老學究的觀點不錄，也不會對書的主旨妨害太多。”

問題就在於，珍卿自身的學業事務不少，說是馬上就放暑假，珍卿還要上達芒先生的美術課，這是達芒先生親睞她加的小灶，課時也沒有平時多，她總不能不知好歹。還有數不過來的名畫要臨摹，還要跟宋庭哉一起整理收集文物資料，為此，她綢繆許久的翻譯事業都暫停。她想法都好卻沒有三頭六臂，一個人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在三哥英國出差期間，國內杜教授還打電報來，說梁州文事大學的莊宜邦、董南軒二校長，輾轉托人給興華教育基金會帶信，說學校不少院系還缺少水平合適的教材，請基金會同事在人材薈萃的海寧、平京等地，委托專人幫他們遴選或自編教材，他們預備秋季開學就給學生使用。

杜教授和彭叔叔等不管有無公職，各自都有一大攤子事情要忙，勉強幫兩位校長擔待部分文科教材，外語相關的教材都盡量派給別人，杜教授任教的海寧國大承攬一些，杜教授所在的中華研究院也找了人。

但分來分去還剩一些，杜教授自言實在無人可托，便給珍卿派了兩本教材的編選——《大眾哲學》《英美散文讀本》，這兩本都是大一學生選修課用的，說嚴謹也不需要太嚴謹，說不嚴謹也需要專業背景，杜教授叫珍卿參考外國大學的教科書，大差不差先攢出兩本教材用。

按照杜教授說的意思，國內不但無人追問版權問題，也不會有人指摘她編選得不好，畢竟每個大學情況都復雜，有些學校校長都走馬燈似的換，動不動換教師換教本也尋常。一校之內，天南海北的學生水平也參差，教書匠水平不濟的也不在少數。說白了，現在很多學生所以能成材，關鍵還在於自學能力高強。如此說來，教科書的作用似乎就不大。杜教授甚至暗示珍卿抄外國人的教本，直接把珍卿這做閨女的整無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