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無法起身告辭

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著急拍電影，但是在開機拍攝前，就通過檸檬電影公司給費利敦錢，我的內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頌家時我也更少感到羞慚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有些晚上，當我感到想見芙頌的那種無法抵抗的強烈欲望時，同時一種同樣強烈的羞慚在我靈魂深處被喚醒時，我會對自己說，我已經給他們錢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慚了。想見芙頌的欲望讓我的腦子變得如此愚鈍，以至於我甚至不去問自己，我給的錢是用哪種邏輯來減輕我的羞慚的。我記得1977年春天裏的一天，快到吃晚飯的鐘點，我和母親在尼相塔什的家裏一起看電視，我的內心被同樣的欲望和同樣的羞慚撕裂，我在沙發上（父親坐的地方）像塊石頭那樣，紋絲不動地坐了半個小時。

母親說了晚上看見我在家時總要說的那句話：

“你在家待一個晚上，讓我們好好吃一頓飯。”

“不行，親愛的媽媽，我要出去……”

“這個城市裏怎麽會有這麽多的娛樂，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趕場？”

“朋友們非要我去，親愛的媽媽。”

“我不該是你的媽媽，而該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了……你看我要說什麽來著……馬上讓貝科裏去樓下的卡澤姆那裏買點羊排，讓他給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飯。吃了羊排，你再去見你的那些朋友……”

在廚房裏聽到母親說話的貝科裏說：“我現在就去肉鋪。”

我編造道：“不，媽媽，這是卡拉罕他們家兒子的一個重要宴請。”

母親帶著一種合乎情理的狐疑說：“我怎麽一點也沒聽說？”我經常去芙頌家的事情不知道母親和奧斯曼了解多少？我壓根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去芙頌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為不想讓母親產生懷疑，我會先在家裏和母親吃一頓晚飯，然後去芙頌家再吃一次。這樣的晚上，內希貝姑媽會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飽的，她會說“凱末爾，今晚你一點沒胃口，你不喜歡什錦菜嗎？”

有時我也會在家裏和母親一起吃晚飯，如果我能熬過最想芙頌的那幾個小時，我會以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裏，但晚飯後一小時，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我的思念會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母親也會覺察到。

“你又開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別走得太遠，現在街上也變得危險了。”

作為“冷戰”的一個延續，虔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虔誠的左派分子之間不斷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裏發生沖突。那些年裏，街上不斷有人被殺害，半夜裏茶館會遭掃射，大學裏每隔一天會發生一次類似占領——抵制的事件，炸彈爆炸，銀行被武裝分子搶劫。城裏的所有墻壁因為被刷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口號而變得五顏六色。就像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布爾人那樣，我對政治也一點不感興趣，我會認為街上彼此殺戮的戰事對誰也沒好處，我會覺得政治是一些拉幫結派，和我們完全不同、無情、特殊的人們的消遣。當我讓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開車時，我會談起政治，仿佛談論像地震或是水災那樣的一次自然災害，仿佛我們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讓自己遠離它別無選擇。

無法待在家裏的每個晚上——多數晚上都是這樣的——我不是非去凱斯金家不可的。有時我會真的去參加宴請，有時我會希望結識一個可以讓我忘記芙頌的可愛女孩，有時我也會開心地和朋友們喝酒、聊天。在紮伊姆帶我去的一個聚會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會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裏遇到麥赫麥特和努爾吉汗時，或是在塔伊豐拽我去的一個夜總會裏半夜遇到老朋友，一邊聽著多數從意大利和法國歌曲翻唱來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邊又打開一瓶威士忌時，我會錯誤地以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種正常的生活裏去。

我最容易從夜晚和他們一起吃完飯，看完電視，回家的鐘點到來時陷入的呆鈍和猶豫裏明白自己的煩惱有多深，多嚴重，而不是從去他們家之前感到的猶豫和羞慚裏。在這八年時間裏，除了因為對自己的境遇應該感到並充分感到的羞慚之外，我還和另外一種特殊的羞慚較上了勁，這就是有些晚上我無論如何就是無法起身離開她家的羞慚。

電視節目，每晚會在11點半到12點左右，伴隨著國旗、阿塔圖爾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們的圖像結束，隨後再盯著屏幕上出現的模糊圖像——就像一個新節目可能會因錯出現一樣——再看上一陣後，塔勒克先生會說“芙頌，我的女兒，可以去把它關掉了”，或者芙頌會主動去關掉電視。現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會在那一刻開始，這是一種如果不立刻起身離開我將會過多打擾他們的感覺。我無法去思考這是一種多麽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覺，我會立刻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我就走”，因為我經常聽見他們用帶刺的語言在背後說那些電視節目一結束，連“晚安”也不說就走掉的客人，和因為家裏沒電視、跑來看電視、看完電視就立刻離開的鄰居。我不想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