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收藏家（第2/3頁）

1996年12月，一個名叫內吉代特·無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個錯誤的用詞），在托普哈內，離凱斯金家步行七分鐘的家裏，被倒塌的紙堆和舊物壓死了，而他的屍體在四個月後才被發現，因為家裏散發出來的惡臭。由於大門也被雜物堵上了，消防員只能從窗戶爬進去。當報紙用一種半調侃、半恐嚇的語言報道了這個消息後，伊斯坦布爾人就更懼怕這些收集任何東西的收集家了。因為那些日子裏，我能夠在同一時間想起和芙頌有關的一切，因此我還要告訴讀者一個我希望不被認為繁冗的奇怪細節。那個被雜物和紙堆砸死、屍體在家裏腐爛的內吉代特·無名，就是我訂婚那天晚上說起招魂時，芙頌提到的、還在那時就以為死了的內吉代特。

在這裏我要向那些為我的博物館作出貢獻的其他收藏家們表示感謝，我也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到了那種因為做了一件需要隱藏、令人臉紅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慚。1995—1999年間，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收集我和芙頌去過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的明信片，那時我結識了伊斯坦布爾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節裏我已經提到過他。一個不想在我的書裏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給我的博物館提供了他的門把手和鑰匙收藏。他說，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他說的是男人），一生會碰過將近兩萬個不同的門把手，他讓我相信，這些門把手中的大多數，“我愛的人的手”也一定碰過。我在這裏還要感謝收集家希亞米先生，自從發明了照片，為了得到每艘經過伊斯坦布爾海峽輪船的照片，他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謝他，是因為他和我分享了有雙份的照片，他給了我一個展示我想芙頌時、和她一起走路時聽到響著汽笛聲的輪船照片的機會，他像一個西方人那樣，一點也不為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還要感謝另外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間那些在葬禮上被別在胸口、印在紙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嗇地為每張照片討價還價後，帶著一種鄙視的神情，問了那個我從這些人嘴裏聽到過很多次的問題，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說出了那個我給所有人的回答：

“因為我要建一座博物館……”

“我沒問那個。我問的是，你為什麽要這些照片。”

這個問題意味著，每個收集、積攢物件的人心裏都有一件傷心事，一種深切的煩惱，一處難以啟齒的心靈傷痛。我的煩惱是什麽？是因為我愛的人遠去了，我卻沒能在她的葬禮上把她的照片別在胸口上嗎？還是就像問這個問題的人那樣，我的煩惱是一件根本無法啟齒、令人羞慚的事情嗎？

在20世紀9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還沒有任何私人博物館，那些因為癡迷而暗自鄙視自己的收集家，也會公開地、不失時機地相互鄙視。這些鄙視還夾雜著收藏家之間的嫉妒，因此會變得更為惡劣。他們聽說，內希貝姑媽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築師伊赫桑的幫助下，我把凱斯金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博物館樓，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歐洲那裏的私人博物館”，他們還知道我很有錢。完全因為這個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爾的收集家們興許會緩和一下他們的鄙夷態度，因為他們可能會想，我不是因為一個隱秘、深切的心靈傷痛，也就是說，我不是因為像他們那樣腦子出了問題，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樣，完全因為我有錢，為了揚名建博物館而積攢物品的。

在赫夫澤先生的堅持下，也帶著興許會碰上一兩件讓我想起芙頌，在故事裏有一席之地的東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剛成立的“收集愛好者協會”的會議。在協會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禮小禮堂裏，我感覺自己好像身處於一群被社會排斥的麻風病人中間。一些從前我聽說過名字的協會成員（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蘇普西在內的大多數讀者認識的七個人），用一種比對一個伊斯坦布爾收集家更鄙視的態度對待了我。他們很少和我說話，好像我是一個值得懷疑的人、一個間諜、一個陌生人，他們的行為傷害了我。就像赫夫澤先生後來用一種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釋的那樣，盡管我很有錢，但我依然在物件上為我的煩惱尋找出路，這在他們那裏喚醒了一種憤怒、厭惡和對生活的絕望。因為他們是一些無辜的人，他們認為一旦有了錢、他們那收集物品的頑疾就會痊愈。當我對芙頌的愛情因為傳聞慢慢被大家知道後，這些伊斯坦布爾的第一批認真的收集家不僅後來幫助了我，還讓我分享了他們從地下轉向地上的抗爭。

還沒有把邁哈邁特公寓樓裏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庫爾主麻的博物館之前，我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頌做愛的房間裏的收藏品拍了一張照。（從後花園不再傳來踢足球的孩子們的叫罵聲，而是一台通風設備的噪音。）當這些東西在楚庫爾主麻的博物館家裏，和其他那些東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凱斯金家裏的，我從垃圾屋、協會成員和故事有關的人們那裏拿來的東西，混在一起時，一個我在國外的旅行途中，特別是在跳蚤市場上產生的想法，像一幅圖畫那樣展現在了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