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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馬上就把話題轉向了唯一能讓我們的見面顯得名正言順的領域。他說他很高興見到我，他和他的朋友只能聊足球和考試的事情。他開始贊揚我，他說加利亞尼老師非常有眼力，我是這個學校裏唯一一個對考試之外的知識有好奇心的女生。他談起了那些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馬上就開始用一種非常標準、優美、富有激情的意大利語談了起來，我們知道這樣可以更好地表達我們要說的。他首先談到了暴力問題，他提到了科爾托納城的一次和平遊行，然後他把這次遊行非常巧妙地和都靈廣場上發生的鬥毆結合了起來，他說他想更清楚地了解移民和工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我表示贊同，但關於這些問題我又知道什麽呢？我根本就一無所知。尼諾察覺了這一點，他跟我詳細地講述了南部意大利青年的起義和警察對他們的無情鎮壓。“他們把這些年輕人稱為那不勒斯人，稱為摩洛哥人，稱為法西斯、挑釁者或者無政府主義的工聯主義者。但實際上，那些年輕人根本不屬於任何組織，他們只代表自己，當他們憤怒的時候，就會破壞一切。”我想找些話來說，讓他能感到欣慰，我就鬥膽說了一句：“假如不能正確地認識問題所在，不能盡快找到解決方案，當然會發生混亂。但錯不在那些反抗者的身上，錯誤在統治者的身上，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用很欣賞的目光看著我說：“我和你想的一模一樣。”

我當時非常高興。我覺得受到了鼓勵，於是很小心地提及了我的一些想法，關於如何協調個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我從盧梭以及加利亞尼老師讓我閱讀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一些話。我問他：

“你讀了費德裏科·查波德12嗎？”

我提到了這個名字，因為他就是那本關於國家概念的書的作者，我才看了幾頁。我對他的了解只有這些，但在學校裏，我學到了如何讓人相信我懂得很多。“你讀了費德裏科·查波德嗎？”這是我們交談的過程中，尼諾唯一表示出不贊同的地方。他不知道查波德是誰，這讓我一下覺得信心滿滿。我開始跟他講了我讀到的東西，但我馬上明白，向別人展示他知道的和他讀的書，那是他的強項，也是他的軟肋。假如他能占上風，他就覺得自己很強，假如他沒辦法插嘴，他會很脆弱。實際上，他有些驚恐，馬上岔開了話題，把話題引向其他方面。他和我談到了意大利大區的問題，談到了發展這些大區的迫切性，還談到了自治和“去中心化”，談到了基於大區的經濟計劃，很多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詞匯。因此，不要談查波德了，我把領地讓給他。我喜歡聽他說話，我在他的臉上能看到激情，當他激動的時候，他的眼睛非常有神。

我們就這樣走了一個小時，邊走邊聊。陌生人在我們周圍熙熙攘攘，說的都是很粗魯的方言，我們覺得自己獨一無二，只有我和他，用那種非常考究的意大利語，說著只有我們感興趣、其他人不了解的話題。我們在做什麽呢？在進行一場討論嗎？在為我們的未來做準備嗎？來面對那些和我們一樣，學會了使用語言的人們嗎？我們在進行符號的交流，就是為了證實我們漫長的友誼是有基礎的，而且會產生豐碩的結果嗎？是對情欲的一種文雅的掩飾？我不知道，我對於那些話題沒有什麽興趣，對於他提出的那些真實的人和事件也沒有激情。那不是因為教養，也不是因為習慣，我只是像往常一樣，不想丟臉而已。然而，那是很好的時光，這是可以肯定的，我感覺那就像在學期末時看到成績單，我看到了“通過”的心情。但我很快明白，這和我早年和莉拉之間的交談沒辦法相比，和莉拉的交談會點燃我的頭腦，在和莉拉交談時，我們會搶著說話，會有一種觸電的感覺，就像暴風雨一樣激動人心。

和尼諾在一起情況完全不一樣。我感覺到我應該小心一點，我要說他期望我說的話，我不但要掩蓋我的無知，而且要回避那些我知道但他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是這麽做的，我感覺很驕傲，因為他對我暢所欲言。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他忽然說，“夠了。”然後他拉住我的一只手，就像電影裏演的那樣對我說，“我帶你去看一處風景，會讓你永遠忘不了。”他把我拉到了索科爾索廣場上，他的手一直都沒有松開，和我十指交叉，我看到了大海還有拱形建築，天很藍，當時的情形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記得他始終緊緊拉著我的手。

這真讓我感到震撼。有一兩次，他把手拿開去整理自己的頭發，但很快就重又捉住我的手。有一刻我想，他怎麽協調這個親密的舉動和他與加利亞尼老師的女兒之間的關系呢。我心想，也許對於他來說，這只是男生和女生之間友誼的表現。但在邁佐卡農內大街的書店他給我的吻呢？也許那也不算什麽，那是一種新風尚，年輕人的習慣，無論如何，那的確是非常輕快的一個吻，是非常短暫的接觸。我應該滿足於現在的幸福，還有我爭取到的這個假期。然後，他會走掉，我會失去他，他有自己的路要走，無論如何和我的路都是不能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