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起面

仿佛是命運強行的安排，在巷子深處，我們兩家的房子原本就緊緊相挨。一座是日式老宅，沒有庭院，小小的，住著裕志和他的爺爺；另外一幢則是新式商品房，我父親和繼母買下的，有一個大院子。隔開這樣的我們兩家的、說得更簡單些就是裕志的房間和我的房間的，只有一個院子和一道矮矮的竹籬笆墻。

從戶籍本上看，我和裕志是五年前結的婚，在我們十八歲的時候。

當我們提出“想姑且先結個婚”時，沒有一個誰反對。

我們也沒有舉行儀式，只是將裕志的戶籍轉到了我家。也因為，假若不結婚，裕志那位住在美國、沒見過面的父親就有可能來要求帶他走；假設沒有這可能性，我們大約不會在那個時候特意結什麽婚。所以其實生活並未發生任何變化。沒有特別的熱烈場面，樂趣也沒有增加，雖然曾打算過陣子就在附近找處房子搬進去，但最終也沒有實行，我還是和父母同住，整日遊手好閑，裕志也仍舊和他爺爺住著，一面打零工。

裕志的爺爺是在初春的日子裏去世的。

裕志希望他一個人整理遺物，我尊重了他的意思，葬禮結束後就不再煩他。他家裏的燈每天都亮到很晚。

裕志的爸爸沒來參加葬禮，這令我感覺蹊蹺，但我沒有問裕志，只是想，裕志的爺爺不就是他爸爸的爸爸嗎，怎麽他的葬禮他兒子不來參加呢，難道他們真的斷絕關系了嗎？裕志的媽媽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亞和裕志爸爸分手後就去向不明了。聽說她給裕志爺爺來過一封信托他照顧裕志，以後再沒聯系。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裕志的父母都在裕志幼小的時候就拋下他去追求信仰，移居到國外去了。

在裕志整理遺物的下午，我總是獨自一人待在院子裏的山茶樹下。翻譯烹調書是母親的工作，我偶爾幫著草譯一些，或者在她忙不過來的時候幫忙做一點家務，此外無事可幹，時間多得是。山茶花正開著，晴朗的日子裏，我晾曬完衣物，就鋪上報紙和山茶樹相依為伴：時而閉目養神，時而睜眼四望；一會兒脫光了腳丫，一會兒又套回涼鞋。在山茶樹下坐著，透過濃密的綠葉，我能看到碧藍的天。山茶樹把它那擁有塑料般色澤的粉紅花朵和玩具樣設計的花蕊毫不吝惜地紛紛抖落地面，給黝黑的泥土披上了濃艷的色彩。那色彩的組合反差鮮明，視覺沖擊力十分強烈。從幼時起，我每年都看著這棵山茶樹熱熱鬧鬧地綻放花朵，然後又痛痛快快地抖落它們。明明一切不曾改變分毫，卻只有人，有時就這樣從風景中消失不見。裕志的爺爺皮膚白皙，看上去就很虛弱的樣子。他總穿一條黑褲衩在早上五點拿一把大掃帚打掃門前衛生，如今，這樣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裕志打小便極怕他爺爺死去。當爺爺感冒了，或者骨折、膽囊有結石——盡管這類疾病並不危及生命——需要短期住院時，裕志便會擔心得什麽似的。看到他那恐懼的樣子，幼時的我常常想：“沒準想象父親、母親以及小狗奧利弗的死，不斷地想象，要比這種事真的發生了還可怕呢。”

然而，無論我怎樣在不眠之夜苦思冥想，第二天早上一醒來，那些人、那只狗便會以充滿生命活力的姿態真實地出現在我的眼前，叫我將晚上的想法忘得一幹二凈。相比之下，裕志則始終沒有機會從他的思慮中擺脫出來，日復一日在那陳舊的房間裏和沉默寡言的爺爺靜悄悄地生活著。我常想，透過他的心靈之窗看到的景色一定遠比我寂寞。無論我多少次牽他的手，怎樣抱緊他，還是唯獨無法改變那扇窗外的景色。

我們家似乎也決不能說是平靜無事。父親和繼母正式結婚並買下房子，是在我七歲的時候。但那之前，在我記事以前，他們就已經生活在一起，所以一直到我長到很大，都以為繼母就是我的親生母親。之前因為住的是公寓，不能養狗，所以搬進現在這幢房子時，父親和繼母養起了梗犬奧利弗，長期以來，奧利弗就被當作我妹妹。

做學生時，父親曾和他的朋友在海邊租了房子，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在學生中間，這是常有的事。大家畫畫兒，向父母要生活費，帶戀人同住，種植蔬菜，栽培大麻，制作家具。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這類人也決不會消失，他們是一群純真而誠實的人。在那裏，父親和我的生母相識了，他們很快結婚並生下了我。後來，其中有人要去東京繼承家業，那家業是一家餐館，於是父親決定隨他同去，共同經營，因為開店是父親夢寐以求的事。然而我的母親熱愛大海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很快厭倦了東京的環境，據說在我幾乎還是一個嬰兒的時候，她便離家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