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你是我的一滴汗（第4/18頁）

“嗯，不錯，小才子嘛。”

“Wherewhere。”

“嗯？”

“哪裏哪裏。”我在當年，給點兒陽光就嘚瑟。

8

王萍姐把我分給了一個叫徐柯的編導。徐柯，上海籍，來長沙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和長沙話，兩種方言說快了我都聽不太懂，我給這個節目組織觀眾的時候經常看他打電話，沒一次聽出來他說的是什麽，所以在所有編導裏，他是給我距離感最大的一位。但有一點我知道，他是一位非常牛的編導，有能力，有想法，做過許多很有影響力的大節目，領導把我分給他，是我的福氣。

但對徐柯來說，分給他一個毫無經驗的實習生，和福氣完全不沾邊。徐柯有些潔癖，辦公桌向來是自己收拾幹凈，不像別的編導，可以打發實習生去倒倒垃圾、擦擦桌子。徐柯抓耳撓腮半天，終於琢磨出一個給我打發時間的活兒——看觀眾來信。2003年說來也不算太早，電腦和網絡已經比較普及了，但那時候中國的電視觀眾有很多還是很願意給電視台欄目組寫信的。徐柯給了我一個紙箱子，裏面滿滿當當有好幾百封觀眾來信，這只是半個月的量而已。

觀眾來信基本沒人看，一方面是因為節目組人手不夠，另一方面，是這些信絕大多數都沒有看的價值。我在看了1000多封觀眾來信之後，把這些信基本分為三類：

第一類反映社會問題的，誰貪汙了，誰腐敗了，把這種檢舉信寄給娛樂節目欄目組，要麽是病急亂投醫，要麽是壓根兒沒搞清楚狀況。這種信，你看個開頭就可以直接扔掉，反正沒人會管。

第二類是對節目組表達喜愛，或者憎惡的。這種信，看個開頭也可以扔掉，因為無論是喜愛或者憎惡，不是“腦殘粉”，就是“腦殘黑”，從不會提任何實質性的意見。

第三類信，是要轉交給徐柯並且在節目組傳閱的，這一類信叫作“奇葩”。100封裏能出個一兩封，屬於百裏挑一的奇趣文章。比如曾經有位湘西的大叔，寫了滿滿20頁的情書給我們的女主持，在信裏，他親切地稱那位女主持為“二姨太”，而我台另一位女星，則是他的“正房”。這位湘西大伯用神一般的想象力，描述了這兩房老婆之間爭風吃醋的細節，並且向“二姨太”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雖然把正房的名分給了別人，但最愛的卻仍然是她，希望我們的女主持把心放寬一些，以大局為重……這封信在節目組被爭相傳閱，那20張劣質信紙都快被揉爛了。

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從一堆信件之中翻出一些可笑的玩意兒，供辦公室裏的老人兒們樂呵樂呵。這工作毫無意義，但我當時卻並不以為然，甚至頗為驕傲，那是一種身份和智力上的優越感，以及因這份職業帶來的虛榮感覺。我為了這件一文不值的事情，每天早早起床，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從大學城趕到廣電中心，在那張吱嘎作響的木頭椅子上一坐就是八小時。每天回到出租屋，我都是風塵仆仆、身心疲憊，小伊會很貼心地幫我捏捏肩膀，然後聽我說今天讀到的極品觀眾來信。我覺得我們就像社會上的小夫妻一樣，朝九晚五，過著日子。

9

說說小伊懷孕的事吧。

那是在秋老虎快要過去，天已經差不多涼了的時候。一天晚上，我正獨自一個人在“學友”網吧上網，玩著一個叫泡泡堂的無聊遊戲，操縱著叫“喜丟丟”的蘑菇小人滿世界亂竄。突然手機響了，電話那頭是柯依伊同學帶著哭腔的撒嬌聲：“公啊……我……我有了……”

當時，我正叼著煙卷玩得開心呢，一局沒結束，我的心思還不太在電話上，“有什麽了？”

“有了……就是有了啊……公啊……”

“怎麽了？”

“我懷孕了……”

“啊？”我一張嘴，嘴裏叼的半根煙掉在腿上，我趕緊撣掉煙灰，放下鼠標捧著電話，“什麽？”

“公啊，我懷孕了……”

“你在哪兒？”

“我在家裏。”

“你等著，我馬上回來。”我掛掉電話，強行退出遊戲，埋單出門，喜滋滋地往回趕，心頭浮現出三個大字——“喜！當！爹！”

擱在現在，但凡是個心智正常的大學生，估計都不能懷著喜悅的心情去迎接自己女友意外懷孕。可我告訴你，當時我腦子沒有進水，幹燥得很，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意外懷孕意味著什麽。

讓我從頭說起……對於我們這些20世紀80年代初出生的人來說，男女之間圈圈叉叉那些事，從小到大就沒有人教過我們。在我們心智初開的時候，我們問我們的父母“我是從哪兒來的”，回答多半都是“撿來的”，這個回答和父母們的文化層次沒有任何關系，比如我二叔是一位曾經的文化青年，寫過三四十萬字的小說，所以他在回答我堂弟方小可這個提問的時候，描述得非常詳盡，把他是在哪座橋的哪個橋墩子下面撿的，都說得有鼻子有眼，為了增加可信度，他還虛構了一個穿粗布老棉襖拾荒大嫂的角色，說她可能才是方小可的親生母親。結果方小可對自己的來歷確信無疑，在幼兒園大班的時候，自己溜出學校離家出走，要去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我們一家人找了一夜，才在路邊把我那已經饑寒交迫的弟弟給撿了回來。為這件事，我那慈祥的二嬸當著我爺爺奶奶的面，抽了二叔一個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