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1月12日

我在一個跌宕起伏的夜晚結束之時寫下這段話，腦海裏只有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

我有一個兒子？

答案是我並不確定，但確實有些蛛絲馬跡，而且我還有種感覺——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極為頑固的感覺，這種感覺時常困擾著我，就像是一個堅持不懈的乞丐，死命地拽著我外套的衣角不放。

當然，這並不是我唯一的精神負擔。有些日子裏，我感覺自己像是要被回憶、猜疑、悔恨和悲傷壓彎了腰。那些日子裏，我仿佛能感覺到那些昔日的幽靈對我糾纏不休，揮散不去。

我們埋葬了霍頓之後，我出發前往美洲，而珍妮則返回英格蘭生活，她回到了安妮女王廣場，後來也一直未婚。毫無疑問，她失蹤的這些年會引發無窮無盡的流言飛語，而成為猜測的對象肯定正合她的心意。我們之間互通過書信，盡管我很想說共同的經歷已經讓我們言歸於好，但赤裸裸的現實卻並非如此。我們互通書信是因為我們都姓肯威，感覺上我們應該要相互保持聯系。珍妮不再對我冷嘲熱諷，所以從這一方面講，我們的關系確實是改善了，但我們的信件卻是乏味又敷衍了事的。我們兩人都已經飽受痛苦與不幸，這些傷痛足夠延續我們整個人生。我們還能在信裏討論些什麽？根本沒什麽可談的。所以我們也只能討論些空洞乏味的事情。

與此同時——我一直是對的——我也在悼念霍頓。我從沒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以後也不會見到。雖然對於他來說，他自身豐富的力量與品德卻並不足夠。他的男性尊嚴被人奪走了。他無法忍受、也不準備忍受這種屈辱活下去，所以等到我康復之後，他就自行了斷了生命。

我為他深感悲傷，或許以後也將一直如此，我也為雷金納德的背叛而悲傷——為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關系，也為我的人生建基其上的謊言與背叛悲傷。我還為曾經的我而悲傷。我身側的疼痛從未褪去——疼痛不時還會發作——盡管我未曾允許自己的身體日漸衰老，但它已經自行決定這麽做了。我的鼻子和耳朵上長出許多細小的硬毛。突然間，我的身手不再像以往那樣敏捷了。雖然我在騎士團中的地位從未像現在這般重要，但我的身體已經不復當年。回到美洲以後，我在弗吉尼亞建了一座農莊，種植煙草和小麥，有時我會繞著莊園縱馬騎行，同時也意識到我的體力正隨著歲月的流逝慢慢衰弱。上馬和下馬也變得比以往困難了一些。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樣做很難，只是比以前要困難一點，因為我依然要比只有我一半年紀的人更強壯、更快、身手更矯健，在我的莊園裏，也沒有哪個工人的身體狀況比我更好。但即使如此……我還是不比自己以往那樣強壯、快速和靈巧了。歲月終究還是沒有饒過我。

1773年的時候，查爾斯也返回了美洲。他成了我的鄰居，也是一位類似的弗吉尼亞莊園主，他的農莊和我的之間騎馬只有半天的路程。我們互通過書信，彼此都同意我們有必要碰面談談聖殿的事業，還有如何擴大殖民地分部的利益。我們談的主要是日漸高漲的叛亂情緒，革命的火種已經在微風中四處飄揚，還有我們要如何利用這種情緒，因為我們的殖民地已經越來越厭倦英國議會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新法條款了：《印花稅法案》《稅收法案》《補償法案》還有《關稅法案》。他們不僅受到稅負的壓榨，而且憤懣不已，因為沒有人能代表他們的觀點，表達他們的不滿。

喬治·華盛頓定然是這些不滿者其中之一。這位曾經與布雷多克並馬而行的年輕軍官已經辭去軍職，接受了因為他在法國印第安人戰爭期間幫助英軍而得到的土地封賞。但這些年裏他所擁護的事業已經改變了。這位眼神明亮的軍官擁有一種富有同情心的人生觀——至少比他的指揮官要有同情心得多——對此我頗為贊賞，他現在已經成為反英運動中最響亮的聲音之一。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國王陛下政府的利益與華盛頓個人的商業野心產生了沖突：他在弗吉尼亞議會提出抗訴，試圖推動立法禁止從大不列顛進口商品。事實上，這次注定失敗的立法嘗試只是對日漸增長的國民不滿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而發生在1773年12月的傾茶事件——實際上，就是在上個月——正是這幾年來——不，是幾十年來——累積的不滿情緒集中爆發的頂點。借著把整座港口變成世界上最大的一杯茶，殖民地居民告訴英國和整個世界，他們已經不再準備繼續生活在不公正的制度之下了。想必要不了幾個月就會爆發一場全面的暴動。於是，就像我照料莊稼、或是寫信給珍妮，又或是每天早晨從床上爬起來一樣，我帶著與之同等的熱情——換句話說就是少得可憐——決定是時候讓騎士團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準備了，因此我召開了一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