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譯序（第3/8頁）

這個星球上最偉大的超現實景況：《太陽帝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斯皮爾伯格在上海外灘等地實拍《太陽帝國》，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好萊塢電影團隊大規模開放公共空間。日本軍隊在上海街道上列隊行進，與中國抵抗力量槍戰，用坦克碾軋英國僑民的轎車。外灘街區被關閉，分道線被塗覆，數千群眾演員走上街頭，外白渡橋邊架起鐵絲網路障，黃浦江中的快艇掛著太陽旗。攝制現場令很多年長的上海人想起幾十年前在相同地點的相同畫面。

巴拉德本人受導演邀請在英國和鄰居們一起參加了幾個鏡頭的拍攝，並未借此機會親臨現場。否則，無論是八十年代的上海，還是短暫疊加於其上的三四十年代景象，在他眼中都會是超現實的。九十年代初，BBC拍攝關於巴拉德的專題紀錄片時，他隨劇組回到闊別四十五年的上海，算是完成了一個心願。和如今相比，他童年的生活空間在當時還算保存完好。他在故居中認出了當年使用的藍色油漆，甚至找到了自己用來放漫畫的小書架，感覺像是走進了“時間膠囊”[12]。他參觀了自己曾住過幾年的龍華集中營，在房頂對著鏡頭介紹周邊所有建築在當年的功用，在生活了將近三年的小房間中回憶當年父母姐姐床鋪的位置。

在這部名為《上海吉姆》的紀錄片中，巴拉德當然提到了戰爭給童年留下的烙印。在他看來，歐洲二戰時發生的嚴重暴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歸因於納粹理念的罪惡。“但在遠東，我成長的地方，並沒有解釋。嚴重暴行發生了，數幾百萬人被謀殺，沒有真正的原因。……我有這個未解開的包袱，我想解讀我留在過去的生活。”這一願望對巴拉德後來的擇業有很大影響。他在談到學醫的決定時說：“我想我意識到希望成為心理醫生的願望是我與（我剛體驗了三四年的）陌生的英國生活接軌的嘗試之一。它是我與失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留在了上海的自我重新建立聯系的嘗試。”[13]在晚年的另一部紀錄片中，他稱在上海的生活給了自己“一大套有待解答的問題”[14]，是自己走上學醫道路的原因，並補充說，成為心理醫生之後，第一個病人將是自己。

巴拉德在童年便目擊戰亂、貧病、死亡和人類光怪陸離的欲望，享受過上層社會的豐足，然後突然遭受被困於集中營的苦難。了解巴拉德的這一獨特經歷，對理解他一生作品中諸多令人感到不適的場景和情節是有幫助的。這一點在筆者2009年的文章《從上海到內層空間》[15]已有論述。那篇文章所討論的巴拉德最後作品《生活的奇跡》，與其他眾多文章和訪談一樣，將作者後來對超現實主義與精神分析的愛好乃至一生的創作方向與其童年經歷緊密聯系起來。除此之外，《生活的奇跡》的另一重要功用，是驅動讀者去重新審視《太陽帝國》，將其從寫實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並通過對照閱讀去了解《太陽帝國》的文學價值。

在寫作之前，巴拉德曾耗費多年時間與當年的集中營難友重新建立聯系，收集相關材料。在被問到為何年過五十才開始寫作此書時，他表示，必須等三個孩子安然度過青春期之後才會寫作自己艱險的青春期。“為了寫這本書，我知道我不得不將青春期階段的我重新暴露在那些危險面前。當孩子們還在青春期時，他們應該受到保護。”[16]巴拉德顯然希望能夠精確還原當年的遭遇，但他所作的處理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書中將父母排除在主人公集中營生涯之外，這一設定並不符合巴拉德的個人經歷。他對此的解釋是：“我仔細想過這一點，但我感覺讓吉姆當一個戰爭孤兒更接近事件的心理學層面和感情層面的真實。”[17]然而，縱然這些層面的真實性可以探討，但最終還是作者個人的。按羅西的觀點，《太陽帝國》可以解讀為弗洛伊德“屏蔽記憶”的文學變異：“從歷史角度來說並不總是正確的，但卻能承擔壓抑創傷經驗的功能。”[18]即便是書名本身，也含有多個寓意。巴拉德曾對書名給予了有限的解釋：“《太陽帝國》確實同時指有著日升國旗的日本帝國和我們在原子彈標志下共同生存的那個帝國或領域：核時代。”[19]而部分評論認為帝國也暗指中國和美國。

很顯然，在《太陽帝國》中，巴拉德並非只是拆解“時間膠囊”並展示其成分，它雖然在巴拉德驚世駭俗的作品中顯得最為傳統，但極可能是作者投入最多心力、終其大半生寫作理想的成果。無論如何解讀，以親歷為素材去描繪一個少年眼中的世界大戰和集中營生活，讓《太陽帝國》不僅在巴拉德的作品中獨樹一幟，也使它成為二十世紀最珍貴的文學寶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