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我是羅納德·庫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學術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羅恩。沒錯，如果你曾在報章雜志上看到羅納德·庫波德拉醫生這個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聞報道的內容並非全都屬實——當然，屬實的向來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報道都是真的，而且我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與諾頓有所關聯（別忘了，若是在十八個月前，我根本不用提這件事），事實上我們相識已久，從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於馬裏蘭州貝塞斯達鎮、隸屬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實驗室工作了。當時，諾頓還沒拿到諾貝爾獎，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醫學界掀起了一場革命，從此改變了學者對病毒學、免疫學，還有醫學人類學的看法。讓我自豪的另一點是，與他成為同事之後，我們也成了好朋友；事實上，我覺得我倆建立了一種最有意義的關系。不過最重要的是，歷經了過去兩年的風風雨雨，我很自豪我們兩人仍是朋友。

當然，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有機會就能與諾頓講話或溝通，毫無疑問，他也不行。他不在身邊，讓我有一種奇怪而寂寞的感覺。大概十六個月前，我才遷居此地(1)（也就是諾頓被判刑一個月後），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過在自然狀況下，我們居然會分開超過兩天以上。也許連一天都沒有想過。（當然，所謂的自然狀況是排除某些特例的，比如偶爾和當時還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們各自去參加葬禮、婚禮等活動。即便不在一起，我還是設法每天與他保持聯絡，不管是通過電話還是傳真。）重點是，與諾頓談話、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經變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電視、看報紙一樣：盡管是瑣事，卻不會忘記去做，借此確保生活按照常軌運作。但是，當這種節奏突然被打斷，給人的感覺比不安更糟糕，簡直是不知所措。過去一年半，我就有這種感覺。早上醒來後，我跟往常一樣把白天的時間過完，但到了晚上總是晚睡，在公寓裏閑晃，瞪著夜空發呆，心想自己是否遺漏了什麽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幾件平日瑣事核對一番，心裏想著信件是否打開看過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沒？門鎖了嗎？直到最後，我才帶著後悔的心情上床睡覺。每逢快要睡著，我才想起我這輩子的所有模式都改變了，接著感到一陣短暫的憂郁。你也許會覺得此刻我已經能接受諾頓驟變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隨之改變，但我心裏的某個角落就是抗拒著。畢竟，近三十年來，他已然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覺得寂寞，諾頓的生活一定遠比我寂寞。想到他必須待在那種地方，我真是憤怒不已：諾頓已經不是年輕人了，身體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懲罰他，既不適當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數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試著向朋友、同事與記者（還有法官、陪審團與律師）解釋，諾頓是個有同情心、聰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數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實上，過去十六個月來，我屢屢會想起許多曾宣稱愛諾頓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後卻選擇了背叛，而且這麽快就忘記並遺棄了他。有些朋友，諾頓認識且共事了幾十年，在他被起訴後便立刻消失了，當然，更壞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後同樣離開他的人。當時我才發現，一般的人有多麽不忠不義、滿嘴謊言。

不過，我離題了。牢獄生活讓諾頓感到最難過的一件事，應該是他必須勉強自己去適應單調的生活。我必須承認我有點訝異，他入獄不到一個月就開始抱怨生活無聊到令人難過。過去，諾頓跟許多累過頭的能人志士一樣，滿心夢想著在一個溫暖的地方住上一個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講，不用編輯或撰寫文章，不用教學，不用顧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閑時間，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過去，諾頓總是說時間就像一片大海，一面無邊無際的空白鏡子，而這個他稱為“大海時間”的美夢，已經變成一則笑話，短短幾個字，代表著他目前沒時間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總是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用來種植熱帶蕨類植物；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讀一些傳記；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寫自己的回憶錄。不過，從未有人認為諾頓真會擁有所謂的大海時間，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時間，卻沒有溫暖的地方，沒有那種努力一輩子後應得的安逸感，讓人覺得快樂而慵懶。不幸的是，諾頓有可能天生就是勞碌命。這陣子以來，他深受折磨（雖然如此，我得承認他會這麽想，很大一部分必須歸因於他是在不幸的情況下獲得的這種悠閑時光）。在最近的一封信裏面，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