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易中天對話王立群》（第2/5頁）

王：是這樣的，因為《史記》的130篇中間，112篇都是寫人物的，所以讀《史記》應當是以人物為主，這是第一個原則。還有一個，因為司馬遷寫《史記》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叫互見法。就是一個人物，他並不是在這個人物的本傳中間寫到他，他在很多傳記中間都寫到這個人。那麽我講這個人物，我把他在其他傳記中間的事件都歸納起來，然後講一個立體的人。再一個，武帝時期是《史記》人物中間很重要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人物非常多。所以我就選擇武帝時期作為一個突破口，以漢武帝作為一根紅線，把這個時代的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漢武帝在位54年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些重要事件講一講。然後大家在讀到這一塊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地看懂原文。所以實際上是為讀原文做一種掃除障礙的工作。

易：我倒是有一個問題，也趁機問一下。你剛才說了，你說你講的人物不是帝王就是將相，這好像也有人提出來說你們這《百家講壇》，你這什麽讀《史記》，你是讀《史記》啊還是讀帝王將相？老將帝王將相幹什麽？

王：這個事兒的話呢，很簡單。你去讀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上記載的不是帝王，就是將相。而且不光我們這個民族，所有的民族，它只要經過封建社會，它留下來的都是帝王將相，所以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而且這個東西也不用回避，因為我還有一個想法，我覺得一個人要正視自己民族的歷史，是需要勇氣的。並不是其他的民族正視自己的歷史需要勇氣，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作為一個中國的當代人，我們正視我們中國封建史的時候，也是需要勇氣的。我們這些歷史，我們的文明，記載下來的很多就是帝王將相。你讀他們，讀中國歷史，就只能這樣的講法，它是個客觀存在。

易：也就是說，我們作為一個講史者，我們只能面對我們歷史的傳承和它的真實。為什麽說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需要勇氣呢？

王：因為這個帝王將相史中間充滿了權術，充滿了血腥，充滿了那種勾心鬥角的那些宮闈之爭。講這些東西以後，似乎覺得我們的祖宗，我們的歷史，就是這麽灰色嗎？就是這麽不光彩嗎？所以，正視這段歷史的時候，是需要勇氣的，它是客觀事實，你必須承認它、面對它。但是我們可以對它作出一種現代的評價。

易：那我可以這樣理解你的意思嗎，就是正視這個事實我們需要勇氣，評價這段歷史我們需要勇氣，講述這段歷史我們也需要勇氣。

王：易老師非常善於理論地抽象和概括。

易：我再問一個就給機會給你們，這逮住了就得往下挖。請問勇氣來自何方？

王：勇氣來自於第一，道義；第二，來自於群眾的支持。

易：還有嗎？我想補一句，學術的良心與良知。

王：我說的這個道義中間就包含著這兩點。

易：道義包括良知，包括良心，還包括什麽？責任感？

王：對。因為我們在《百家講壇》講史，需要給觀眾講一個真實的歷史。歷史中間有很多地方被人們誤讀了，這裏邊有史學家的曲筆和直筆造成的。史學家在寫史的時候，他有時候用的是直筆，有時候用的是曲筆。他的那個曲筆是他所存在的那個環境限制了他，他不能那樣講，他只能用曲筆來寫。但是我們今天在還原這段歷史的時候，要把這個真相講出來。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的話，封建史學家講的東西，他有時候還有一些避諱，這些東西我們需要有勇氣把真相講出來。這就是講史人的良心、良知、責任感，這也是需要有勇氣的。

易：好，下一位觀眾。

觀眾：作為一個聽眾，我們覺得史書應該是真實地、客觀地、公正地反映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那麽我們想問問，這些史料是不是真實的？怎麽能夠告訴我們，您說的歷史就是一個真實的歷史？

王：歷史的真實的問題，是個非常麻煩的問題。我們現在講史，是根據正史來講，也就是二十四史來講，我們把它當作歷史的真實來講。但是，正史的記載是不是歷史的真實，也是有疑問的。比如說，同樣一件事情，在史書的記載上，可能受記載人的影響，它會出現差異。所以，真正的歷史的真實，在學術界叫第一歷史，這個第一歷史是無法還原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史的記載叫第二歷史，我們只能根據那個第二歷史的記載來講，這些東西我們把它當作歷史的真實來看待。但是這些東西裏邊本身它可能有誤記、有誤讀，這是客觀上造成的；同時他主觀上有避諱，他會有一些曲筆。我們的任務，第一歷史我們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還原了，已經不知道了，我們只能根據第二歷史，就是歷史記載的這些正史來講它。在講的時候，我們還要區別它的真偽。這個區別真偽的方法，一個就是史料之間的互證。比如說董仲舒《天人三策》，什麽時候寫的？這個歷史記載是不一樣的，《史記》有《史記》的記載，《漢書》有《漢書》的記載，《資治通鑒》有《資治通鑒》的記載，這就有不同，這就需要取舍，需要講解的人從中間選擇一個。我們現在是根據正史的記載來講它，同時還要加進自己對史料的鑒別，對史料的理解，對史料的評價，盡可能按照主講人的理解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