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

一

今天我講“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先要闡述一下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言，並不是無限的。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可謂屬於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產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並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別有所在。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於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把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立國，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銓》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其實此說並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至於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產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余價值來。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並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產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產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於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紕繆。

中國又是是個大陸農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正為對於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於滿足，於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松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於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業，則頗易於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於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隨在經濟之後。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著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由有富而始見其為貧。富者，則求能好禮。禮之意義，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國社會之人生標準，主要即在其求平而樂，其最終標準，則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歷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產生了自由工商業。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儒林傳中人物，屬於“士”之一階層，乃由戰國遊士演變而來。只是由列國分爭時代的遊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於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只代表著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骎骎乎超過封建貴族之上了。太史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借財力來代替以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上之地位。雖沒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