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

一

今天所講是“如何研究中國學術史”。

根據以前數講，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諸端，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歷史之渾融一體性。而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不分裂與無中中斷，亦頗於此可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內裏，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發展。我們並可說，中國歷史上之傳統理想，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而學術則起於社會下層，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環貫通之活潑機體之組織下，遂使中國歷史能穩步向前，以日臻於光明之境。

上講我已提及中國歷史上之偉大人物周公。周公實近似於西方哲人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領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僅是一“哲相”。他可說，是以一學者哲人身份，而來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禮制，奠定了中國此下數千年的優良基礎。周公之後，繼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復興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可見他對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雖不得意，但在學術上則有更偉大之成就，更深遠之影響。中國此後之全部學術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創始之儒家思想為主要骨幹。我們又可以說，以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為第一人，而孔子繼之。如韓昌黎所說：“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說長。”兩人之不同者在此。

此後先秦諸子，他們中的多數，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們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他們亦都想把他們所各自開創信守的一套學術思想，來創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態度，可說與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遠。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致歸宗於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將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爭鳴。而秦漢以後，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獨行其道。按諸實際，殊不盡然。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體亦無以逾此。故能匯歸合一，而特以儒家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

故中國學術之主要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如上述政治、社會、經濟諸端，皆屬此對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實際人事一語包括之。故中國學術精神之另一表現，厥為不尚空言，一切都會納在實際措施上。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書立說，只是紙上加紙，無補實際，向為中國人所輕視。因此如西方所有純思辨的哲學，由言辨邏輯可以無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統大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絕無僅有。故在中國學術史上，亦可謂並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思想”二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以後所興起之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只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想”。因中國人思想之對象即在實際人事問題上，必須將此思想從實際措施中求證驗。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無寧尤貴行在言前。故中國哲人之一切言辭，似乎只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之概括的敘述與記錄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實際，不在一套憑空的思想體系上。

如《論語》開首即雲：“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人不慍，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謂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論，僅可謂是孔子對於全部人生提綱挈領的一項敘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觀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實踐履所獲得之親身經驗之一種記錄。因此我們對孔子此番話，亦不能隨意運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語言邏輯規律來加以批評。因此乃孔子所親身體會之一種實際人生，不是一純思想，或純理論。若欲領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於此實際生活中，親身有此一番實際體驗，才能印證其說。因此中國人講學問，恒以“知行”兩字並重。無論說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雲雲，均將知與行兩項連在一起說。即如上面所舉《論語》首章，你必真做到“學而時習之”的功夫，才能體驗出此心喜悅之情，這是第一步。繼此以往，然後“有朋自遠方來”，便覺無比快樂，此為第二步。更進而達到“人不知而不慍”的境界，此為第三步。我們當知，如無第一步實踐，便無從有第二步。如無第二步到達，亦無從說到第三步。此屬一種人生境界，非關思想體系。因此中國人教人做學問，必須知行配合來做。即如學問二字，也都是屬於行的方面者。學與問，皆須從實習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