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第3/5頁）

此處所引董仲舒之所謂富與貧，其實只是在同一水準上比較有此分別而已。無論富與貧，同樣不該超水準，而此水準則以人生的理想為依歸而樹立。人都該能活著，而尤該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國家，在亞、非地區所以不得人緣，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驕的病。他們因和人貧富相差太懸殊，便不免視別人為落後民族，以為予以一些經濟援助，便是拯救了這些地區。這一種內心，正是驕的表現。僅知有經濟，不知經濟以外有人生，則富必然會驕，因驕而生出人類相與之不和與不睦來。這些不和不睦，卻非經濟所能解決。

但富而驕固不可，貧而憂也須防。經濟條件降落到一種必需水準之下去，這亦會發生人群間之不安與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驕，貧而不憂，高下有寬度的節限中，來維持一個相當有伸縮余地的社會經濟水平。以此為限度而調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種德，如不驕不憂之心理狀態，更重要過於不必需的經濟條件。

漢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來節制資本，裁抑兼並，尤著者，如鹽鐵政策。據司馬遷《史記》所雲：“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鹽鐵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當由私家操縱專利。漢武帝此項制度之用意，永為後世所承襲，遂使此後中國社會永遠不能有壟斷為利之大資本家出現。我們當知在此種制度之後面，實有一番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在作領導，故使中國社會在封建政制崩潰之後，不轉到資本主義社會路上去。故自漢武帝開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後，貨殖遊俠一批人物便潛消於無形。而自《史記》以後，除班固《漢書》因襲《史記》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貨殖遊俠列傳了。即班氏《漢書》亦以此譏史公，謂其“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班氏此一評語，正可說明此下中國社會何以不再容遊俠貨殖中人得勢的一般意見。

現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為惟有太史公有史學特識，故能提出此兩列傳，以後史家無太史公般識見，遂不知為貨殖遊俠寫列傳。其實此後中國社會已正式成為四民社會了，商人與遊俠已失卻其素封與新貴之地位，不能如漢初般在社會上發生出特殊作用，故後來史家也就無法再為他們另立專傳。正為的是歷史上無此現象，卻不便是史家無此識見呀！

五

我們可以說，中國此下經濟制度大體承襲了此一傳統。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我將姑舉幾項大綱目言之。首先當言平均地權之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所愛言之井田思想。其在歷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並，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此乃中國歷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隨於土地政府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歷代賦稅制度之主於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賑災、公積、義倉，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政府所傳統倡導盡力履行者。這些工作之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墮落於過低水準。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為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嘗雲：“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小人之事。”此所謂小人，乃指只為私家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董仲舒又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知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於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偏重功利，則易趨於無限度。董仲舒之言，極為近人詬病，其實就中國歷史傳統言，此等言論，皆有甚大影響，而非誠可詬病者。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和我們意見不同，便肆意輕蔑，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制，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一向輕賤商人，則亦不盡然。《左傳》雲：“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歷來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予商人以種種之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歷來商稅皆不高，有些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在全國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絕無阻滯留礙之虞。如在晚清鹹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爭持，此等皆是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諸位當知，中國政治傳統，只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並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賤商之說亦不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