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第2/5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歷史上並沒有相類似之發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近似於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於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業，故當時稱之謂“奸”。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冢等。此類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產。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雲：“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兼並，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其實皆為財用。”這一番敘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當時惟儒林中人物，只在農村裏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占有絕大勢力。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歷史絕不相同之路向。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此種觀點，當然導源於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於工商城市者為少。由於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別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之一斑。

三

一、《論語》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上，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論。即使我們把來用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我們也可說，20世紀在世界並不窮，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著眼，一切仍只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永遠無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著眼處則並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雲：“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首所謂明明德之明德。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人之結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財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因於財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大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適當數量人口的生計。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擔的生產力。在中國過去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適用。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同時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財用充裕了。因此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雲：“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欲望不可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適應現有人之物質欲望。在此兩者間，須能相互調節。使人的內心欲望與外在物質生產，雙方相持而長。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可以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人生的欲望，本可無限地擴張提高，但欲望無限提高，並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隨於人生欲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將使人生永成一無限。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於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於欲望與經濟。人之種種欲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

四

此項理論到漢代時，又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大體言之，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我姑舉董仲舒所言以資證明：

董仲舒雲：“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當知社會決不能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會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他們在社會上貢獻比別人大，自當獲得一份比別人較高的地位與待遇。此種差別是有理由的。即如當前共產主義國家裏面，豈不是此輩人之地位與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嗎？此等差別，我們實無法反對。只是不要讓人由富生驕，喪其明德，則於己無益，於人有害了。至於窮人，與富相較，則自見其窮。既有富，必有貧，亦所難免。但也要使貧者能獲得他們低水準的必需，有他們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讓他們內心老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