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第2/5頁）

此種精神，卻可謂與西方人之現代科學精神相近似。科學研究必重實驗，實驗到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進，卻不走遠步，逃離實驗，憑空一口氣推想出一番大道理來。但中國學術傳統，究與西方近代科學有其迥異處。這因西方近代科學所研究之對象，乃指向於自然界之一切實物與現象，而中國傳統學術所著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應實事上。自然物變動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變之共同對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後一人可以憑此繼續深進。探求了這一面，再繼續探求那一面。進入了這一層，再繼續進入另一層。研究科學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級而登，後人所發明或發現，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異之概。近代有了愛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時牛頓所發明之幾項定律，而更有新發明。後人有新發明，前人所發明者即續被修正。

但此種情勢不能轉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變動中，人事亦常在變動中，真所謂“不居故常，一日二日萬幾”。所以處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驟然看來，似乎中國人講學術，並無進步可言。但諸位當知，這只因對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講宗教，永遠是一不變的上帝，豈不較之中國人講人文學，更為固步自封，頑固不前嗎？當知中國傳統學術所面對者，乃屬一種瞬息萬變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為孝子，周公亦孝子，閔子騫亦復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環境不同對象中，各自實踐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謂周公可以憑於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進步些。閔子騫又因舜與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進步些。當知從中國學術傳統言，應亦無所謂進步。不能只望其推陳出新，後來居上。這是易明的事理。

其次，再說到人事牽涉，固屬復雜多端，但既屬人事，則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國以往學者，很少對政治、社會、經濟等項，分途作各別鉆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體，不能支離破散來各別對治。如硬要將此等各別劃開，只從某一角度為出發點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實際人事上來，則往往會出岔。如西方人講經濟學，亞當·斯密斯之“自由經濟”的理論，豈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過當了，便會出毛病。至如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則更不必說。但單就其理論看，又何嘗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體系？只是憑空一口氣說得太過遠了，太過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實際問題上來，反而不適切。

中國的學術傳統，則較喜歡講會通，不甚獎勵成專家。一言一行，總須顧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來看中國學術，自然沒有像西方般那種分道揚鑣，百花齊放的情形。兩相比照，若覺中國的不免失之單調和籠統。其實此亦中國學術傳統之一特殊處。譬如有人說孔子是一政治家，這並不錯。或說他是一哲學家，或教育家，或史學家，也並沒有錯。甚至說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也未嘗不可。但孔子之偉大，並不在他的某一項專門學問上。當時人就說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後學術傳統如此，中國學術史上偉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謂專家，這也是事實。

中國學術史上亦並無專家，如天文、歷法、算數、音樂、法律、醫藥、水利、機械、營造之類，都須有專家。但中國本於其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學術所重，則在通不在專，在彼不在此，此為治中國學術史者所不可不知。

二

上面講到中國學術傳統側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實於人生實際事務上，我姑舉《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說。講到人生實際問題，實跳不出《大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範圍之外。欲達到上述目標，首先必須做到正心和誠意。我們且試問，為何我們不在此大群體內，各自謀求個人小我之出路與打算，與夫個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貢獻我自己，來擔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任呢？我們的人生大道，為何必要只盡義務不問權利？當知此處，實見中國傳統學術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內。故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國社會之所以不發達不長成，因儒家思想內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來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為中國文化之一特殊點。而此項宗教精神之獲得，則基於各人之心性修養功夫。

所以就儒家學術言，正心誠意是“體”，修、齊、治、平是“用”。但單有此心，如無具體知識，則此體仍不全，亦發不出用來，因此要致知。若對外在事物，家國天下，漫乎茫然，一無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齊、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齊、治、平，則仍即見你心不正，意不誠。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現不出真實功用來，如何能說是心正意誠。心正了，意誠了，自會逼得你去求取知識。此和西方哲學所謂“愛智”一辭又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