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第3/5頁）

西方哲學所求是一套純知識，純理論。他們認為此知識與理論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們只是為知識而知識，認為要獲得那套純知識純理論，則應先超乎種種實際事務之外之上來運用思想，然後其所得乃純乃真，然後再把此一套純知識純理論安放進實際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學精神。因此西方哲學只是一種純真理純知識之愛好與追求。

中國學術精神則比較謹慎，愛切實，不邁遠步。凡屬所知，必求與實事接觸，身體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這社會大群體中，在國家有君臣，在社會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婦、兄弟諸倫。因說致知在格物。此物字並非專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間一切實事。格是接觸義，若不和人群社會中事事物物相接觸，即得不到知識，即不能應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齊、治、平，亦即不能說是心正意誠了。

三

由上說再推申，我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可分為兩大綱，一是心性之學，一是治平之學。心性之學亦可說是德性之學，即正心、誠意之學，此屬人生修養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國所講心性之學，又與近代西方的心理學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學，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來做試驗，主要乃從物理、生理方面來講心理，把心歸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來看。中國的心性之學，則是反應在人生實際問題上，人類所共同並可能的一種交往感應的心理。把實行的分數都加進了。

治平之學，亦可稱為史學，這與心性之學同樣是一種實踐之學。但我們也可說心學是屬於修養的，史學與治平之學則是屬於實踐的。具備了某項心理修養，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實踐。亦貴能投入人群中去實踐，來作心性修養功夫。此兩大綱，交相為用，可分而不可分。

在先秦諸子中，學術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莊老，對人類心性方面極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歷史經驗。如墨家墨子，特別重視人群治平實踐，他常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又好稱引《詩》《書》，是其頗重歷史經驗之證。但不甚通達人之心性，則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於心性治平兩途並重，兼道、墨之長，而無其缺，故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之大傳統。我們如能循此條理來治中國學術史，便易於把握。如漢、唐學術偏重在實踐方面，宋明時代則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說漢唐人只重實踐，不講內心修養。亦非說宋明人只講心性，而無人事實踐。不過在畸輕畸重之間，各有不同而已。

四

故欲研究中國學術史，首須注重其心性修養與人群實踐。換言之，須從學者本身之實際人生來了解其學術。若漫失了學者其人，即無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學術。故研究中國學術史，必特別注意各學者之人格，即學者其人之本身。此又與研究西方學術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盧騷、叔本華、尼采等，其人其學，可以分而為二，我們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學體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國學術史，而忽略於此學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無法把握到其學術之主要精神所在。

尤其是中國學術傳統主要在學為人。學為人，盡人事。中國人講人事又有三大目標，即春秋時晉叔孫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謂之靈魂不朽，乃是在社會人群中，對人生德業、言行貢獻上之不朽。此種不朽，從某一方面說，只大偉人始有。但從另一方面說，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養為立德，其次治平實踐為立功，又次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說對人群有貢獻。如做一孝子順孫，賢妻良母，已是對其家庭有貢獻。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此言，只是報道其一己修養所得而已。故立功與立言，仍皆以立德為本源。中國文學界，通常認為李太白詩不如杜子美，柳河東文不如韓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遜於韓、杜者，主要差別不在其詩文上，乃在自其詩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內蘊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時代人對之亦各有所偏。如漢、唐人重立功勝過於立言，宋、明人重立言勝過於立功。要之，則皆須自德性出發，此乃中國學術傳統最精微之特點，我們必須認取。

五

我在上面已說過，中國學術分兩綱，一位心性修養之學，另一則為治平實踐之學，亦即可謂是史學。我們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貢獻，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學術上之貢獻，無論如何，均須通史學。同時又須通心學。此“心學”一名詞，乃系我個人所新創，與宋、明儒所謂心學，廣狹用意略有不同。當我們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諸人時，不可撇開其事功實踐與人格修養，而單從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國人認為著書立說或建功立業，無論在社會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現，同時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養，與其所表現之背後一種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種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究已達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