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第4/5頁）
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類分等第，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等，此種皆自其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所到達之境界來分。即如三國時代曹操與諸葛亮，我們對此兩人之評價，亦多不專注重在其事業上，亦不專注重在其文章學問上，主要乃自此兩人之內心境界與德性學養作評判。此等評判標準，即是中國學術大傳統之主要精神所在。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業上並無大成就，然其對領袖之忠貞，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仁心誠意，則備受後人崇拜。當其高臥隴中時，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然又只願“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待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許出膺艱巨。此等出處大節，更受後人仰敬。至於曹操，他曾對人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別人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盡管他能橫槊賦詩，不愧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軍事各方面所表現，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輩流，但他還是備受後世之譏嘲與輕視。此等處，莫看作無關學術。有志研究中國學術者，必當先從此等處著眼。
中國學術是崇尚實際的，一切應自其人格境界與其歷史影響兩方面來作推究。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一語，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須從其人之一生之真實過程中作探討作衡評。孟子所謂論世，似並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專指其人之時代背景而言。從這一點上，再回到《大學》所提出的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之三綱領來說，明明德是德性之學，親民是治平之學，止於至善則是其最高境界。中國人所理想，人在群體社會中，所應向往所該表現的最高鵠的即是“善”。我們亦可說，中國整部歷史，正是蘄向於此善。中國整個民族，也是蘄向於此善。此乃中國學術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沒有了這“善”字，一切便無意義價值可言。
六
我乘此再提出幾點研究中國學術而常為近代所誤解的歷史事實來一談。
第一點，近代一般人常說，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從此學術定於一尊。此說若經細論，殊屬非是。東漢以後，莊、老道家思想復盛。又自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學傳入，蔚成為中國學術傳統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說中國學術自漢以後即定於一尊呢？
第二點，常有人以為，中國歷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為其對人民專制統治的工具。此說更屬荒謬。我上面說過，中國歷史是盼由學術來作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而學術則由社會興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當時朝廷所崇是今文學派，但此後民間所尊卻是古文學派。魏、晉、南北朝時，政府亦還是崇尚儒學，然莊、老與佛學成為社會大風尚。唐代時，朝廷優遇沙門，佛教極暢行，但韓愈提出辟佛之呼聲。政府以詩賦考士，而韓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規定以王安石三經新義取士，司馬溫公首先反對。他的意見，謂不該以王安石一家言來作取士標準。又如民間學者如二程，其所提倡，顯與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為偽學。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為偽學。他的《四書集注》，作為後來明、清兩代考試取士標準。但如陽明學派，即在此處反對朱子的。清代考據學派，專一反對朱子。此中固亦未嘗無門戶之見，但在中國學術史上，往往在朝在野雙方意見相反，常是在野的學術得勢，轉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繼起的在野新學派所反對。此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項極該注意的大趨勢。不明白此一趨勢，便無法明白中國學術之真精神真貢獻所在。
七
其次再從正面講。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國學術，主要不越心學與史學兩途。如《論語》首章孔子所說的“說”、“樂”與“不慍”，都是從內心處講。此內心的品德學養，即成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項真理可以反而求諸己，故有如宋儒所雲：“不識一字，亦可還我堂堂地做個人”。講學術而可以講到不識一字，此亦中國學術之獨著精神處。若不從我所謂心學著眼，幾乎可疑此等說法不是在談學術。
至如史學，同樣是中國學術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齊、治、平上作真貢獻，總須對過去歷史有一了解，更貴能窮源竟委，窺其變遷，然後才能針對現實有所作為。我們甚至可說，中國學術主要均不出史學範圍。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學開山。漢人崇尚經學，經學在當時，實即是史學，因其所講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實績與其理想，皆屬以往歷史範圍。後來古文學家所提出之《毛詩》、《周官》及《左傳》諸經，更見其近屬史學。也可說後來中國儒學傳統，大體不出經學與史學兩大部門。而就經學即史學言，便見儒學也即是史學了。因此中國歷史學家，其實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晉、南北朝，雖尚清談玄言，但同時史學鼎盛。若我們逐一細究，諸凡當時有名的史學家，大體上均可說他們是儒家。因史學所講，主要必有關修、齊、治、平。若其人只講莊、老與佛學，自然不會對歷史有興趣。又如王肅、杜預諸大儒，雖為稱為經學家，亦無不有史學精神貫徹在內。下至唐代，佛學最盛，文學次之，但史學並為中歇。如唐初諸臣修《晉書》與《隋書》，繼之有顏師古、劉知幾、杜佑等史家。宋代則史學尤盛，著者如歐陽修與司馬光。南宋有呂東萊及浙東學派等。朱子後學，在元代如王應麟、胡三省、馬端臨諸人，皆在史學上表現。明初則有宋濂、劉基，雖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學是必然的。至明末時，大史學家輩出，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人，此等皆屬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據學大盛，其實此時所謂考據學仍應屬史學範圍，只是較狹義的史學，亦仍是較狹義之儒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