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桓溫對前燕的北伐

第一節 南方對北作戰的地理因素

水運、河流與季節

在4—6世紀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中，江河並非只起到了分割南北的作用。作為交通運輸手段，水運在前現代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對於南方政權。江南水鄉的居民生活多依賴舟楫，所以南方軍隊在北伐中，也更多借助河流進行後勤運輸，甚至是作戰部隊的進軍也依靠艦船和水軍。除了慣常的生活習慣，這還和南北方的自然物種差異、兵種差異有關：南方政權控制的區域多非馬、牛等力畜原產地，所以缺乏拖曳車輛的牲畜（長江流域固然多水牛，但水牛不適應北方的寒冷和幹旱，所以在淮河以北的戰場上作用有限）。

另外，南方政權缺少騎兵，也使其軍隊後勤更多地依賴後方運輸，而不能靠在戰區征集（搶劫）糧食。騎兵行動速度快，在同樣時間內搜索的區域要比步兵大得多，所以便於在戰區搶劫物資、因糧於敵，但這個優勢只屬於北方軍隊。這也迫使南軍更重視運用河流進行水運。

與水運相關的是季節問題。到冬季，北方（淮河以北）河流封凍無法航行。北方降雨量較少，且集中在夏季。只有在雨季漲水時，北方河流才能保證航運所需的水量。所以南方軍隊的北伐多選擇在夏季進行，且即使在雨季，也往往需要采取人工手段，如修築堰壩，使自然河流改道等來提高航道中的水位，保障通航。當然，除了水運，南軍選擇夏季北伐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南方人多不適應北方冬季的嚴寒；北方河流封凍之後，也不能用作防範北軍騎兵的天然屏障（黃河在這方面比較明顯）。這些因素都使得南軍北伐盡量集中在夏季，避開嚴冬。

東晉十六國的百余年時間裏，北方局勢經歷了數次激烈變動。石趙王朝、前秦王朝的崩潰都引起了北方的長期混戰，給南方軍隊提供了北伐契機，所以東晉軍隊曾數次將戰線推進到黃河。到南北朝時，雙方對峙僵持的局面相對穩定。北魏政權統治北方的百余年時間裏，逐漸將南北交界線從黃河推移到淮河。同時，北方經歷過兩百多年的民族融合，因政局動蕩而發生全面的社會崩潰情況已經難以發生了，所以在北魏政權崩潰，北方陷入動蕩時，南方蕭梁政權的北伐亦難有作為，而很快呈現出東、西魏與南方政權對峙的局面。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淮河與長江、黃河流域的漕運（內河航運）問題，王鑫義先生曾有專文論述，他比較系統地梳理了淮河溝通長江、黃河的諸河道，以及這些航道在南北方戰爭中的運用情況。[1]故本編的論述重點並不在這些航道本身，而是以東晉時期的幾次大規模北伐—桓溫征前秦、前燕，劉裕征南燕、後秦為例，從戰略角度探討南軍在北伐中如何綜合利用內河航運、季節等因素，以及這些外部條件對戰局產生的影響。

江—淮、黃—淮水系與南北戰爭

南方軍隊北伐都要自長江進入淮河，再從淮河流域北上進入黃河。自春秋末期吳國就開鑿了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水系。在東晉南北朝時，這條江淮運河一直可以使用，南軍艦隊自江入淮，都是循這條河道。進入淮河後再溯泗水到彭城，有兩條河道通向黃河：向西偏北是汴水，通往黃河滎陽段的石門水口；向正北方溯泗水而上，可輾轉進入濟水，駛入黃河。下面對這兩條航道在東晉之前的情況做一簡單介紹：

溝通黃河和淮河的水系比較復雜。黃河在流出豫西山地之後，自滎陽以東都是廣闊的平原，少有山地約束。黃河含沙量大，河床淤積迅速，所以河道在平原上發生過多次南北擺動，向北流可入渤海，南流可入黃海。且黃河在滎陽以下河段經常分流出若幹“支津”[2]。這些支津或與幹流並行注入渤海（如濟水），或向東南匯入泗水（如汴水、荷水等，詳見下文），再與之一起注入淮河。自戰國以來，人們出於灌溉、航運需要，經常對這些黃河支津進行人工疏浚或改道。由於黃河水含沙量大，這些支津也經常淤塞、廢棄和改道。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為分裂動蕩，河道缺少人工維護，淤塞情況更為嚴重。在南方政權北伐時，往往先要對航道進行人工疏浚開掘才能使用。而開掘河道的工作受戰局影響，多難以按計劃進行，反過來又影響戰事的成敗。在桓溫和劉裕自淮河入黃河的北伐戰爭中都曾遇到過這種情況。

自東漢以來，在溝通黃、淮的航道中，汴水地位最為重要。自彭城通往洛陽，以汴水最短、最便捷。因其溝通淮河和京師的漕運價值，在西晉統一時代，汴河在人工疏浚之下都可通航。280年西晉滅吳時，王濬艦隊自益州駛出三峽，杜預便寫信鼓勵他：“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3]這裏“自江入淮”，是走邗溝航道；“逾於泗汴，溯河而上”，則是從淮河駛入泗水，到彭城時轉入汴水，至石門進入黃河，最終進入洛陽。這說明當時這條航道是暢通的（當然，邗溝、汴水等航道水量有限，難以通行大船，王濬艦隊中體型較大的戰艦是無法通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