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桓溫對前燕的北伐（第2/6頁）

到西晉末戰亂時期，青州刺史苟晞和控制朝廷的東海王司馬越交惡，遂進軍占領汴河邊的倉垣城，掐斷了東南方到京師的漕運幹線，使洛陽陷入饑荒，最終迫使司馬越帶主力禁軍離開洛陽，到豫州地區就食。[4]此舉也說明在西晉一朝，泗水—汴水航道始終是東南江、淮流域糧賦進入洛陽的最重要通道。

另一條溝通黃淮的通道，即從彭城繼續溯泗水而上，王鑫義先生稱之為“泗黃漕路”，王鑫義先生所舉關於這條航道的最早記載，是東晉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羨北伐前燕，“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5]。但這條航道在東晉之前，特別是在西晉統一時代是否存在？通過《水經注》等文獻可以發現，在泗水上遊的高平郡（國）湖陸縣，一條“荷水”（又稱南濟水）向西溝通泗水與濟水。溯濟水向西，可以駛入汴水上遊，再從石門水口進入黃河。這是因為濟水和汴水在上遊同源，都出自黃河的石門水口。[6]

史念海先生認為：“菏水本是一條人工開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在商魯之間所掘的溝。”[7]這條經由荷水—濟水進入黃河的航道雖如此古老，但在漢魏文獻中極少有記載。其原因可能是：以汴水為骨幹的航運格局，是以洛陽為中心的統一時代的產物。當時東南去往洛陽的漕船都自彭城進入汴水航道，這比經荷水航道便捷；而冀、青、兗州的糧賦則溯黃河幹流運往洛陽，導致荷水—濟水航道利用價值降低。當然，在統一時代，荷水—濟水航道也並非全無利用價值。因為汶水亦注入濟水，兗州的中心區（即泗水上遊、汶水流域諸郡縣）使用這條航道進入洛陽較為便捷。西晉末青州刺史苟晞被起事武裝擊敗後，“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8]，高平邸閣（糧倉）儲存的糧食，當從荷水—濟水送入洛陽最為方便。如果運船順泗水到彭城，再經汴水送往洛陽，就比較迂遠了。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在荷水匯入濟水之處，繼續向下遊行駛，過巨野澤到達東阿一帶時，濟水與黃河幹流之間距離很近。369年桓溫伐前燕至濟水，就是從這裏的四瀆口進入黃河的。那麽在此前的漢晉承平時代，這段黃河與濟水間是否有航道溝通？史書都沒有明確記載。《水經注·河水》則雲：

河水又東北流，迳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東北流，迳九裏，與清水合，故濟瀆也。

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9]

此處的清水即濟水北段。因為濟水在流出巨野澤之後，經過沉澱作用，水流已經較為澄清。到四瀆口一帶再次與黃河水合流之後，清濁對比格外明顯，故被稱為清水。四瀆口這段溝通河、濟的河道，又被稱為“孟津河”（與黃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經注·河水》稱其“迳九裏”，即九裏長，《濟水》卷則稱有十裏長，[10]兩說基本近似。“四瀆祠”則因為這裏能夠輾轉溝通江、淮、濟、河而得名，從祠的存在來看，這條航道應在桓溫、荀羨之前已經有了。因為酈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溫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從桓溫時才初次開通四瀆口，則未必能在百余年的時間內形成民俗特征的“四瀆祠”崇拜。另外，從兩漢至西晉的數百年承平歲月，濟水和黃河都是重要航道，兩水在四瀆口相溝通的渠道僅九裏長，[11]這種工程在漢魏晉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第二節 晉軍北伐中的黃—淮航道

352—354年，戴施利用汴水進入洛陽和河北

自從中原劉石起兵、晉朝遷播江南之後，洛陽不再是都城和漕運中心，河南淮北地區成為南北方拉鋸爭奪的戰場。320年代，石氏後趙逐漸占領淮河以北。到350年代，石趙王朝因內亂崩潰，黃河以南的駐軍將領紛紛投降東晉。晉軍乘機北上，在從淮河向黃河推進的過程中，需借助溝通黃淮間的航道進行運輸。

永和八年（352年），晉豫州刺史謝尚的部屬戴施進駐汴水沿線重鎮倉垣。此年夏秋，鄴城中的冉閔之子冉智受到羯胡、慕容鮮卑的聯合攻擊，被迫向東晉求援，戴施所部遂從倉垣進至黃河，並在河北的枋頭登陸進入鄴城。八月，戴施部在慕容鮮卑攻擊之下撤出鄴城，但帶出了傳國玉璽。史書對戴施所部的記載過於簡單，但通過其352年的行程可推測，這支部隊最初是從彭城沿汴水推進至倉垣，又以舟師入黃河，登陸河北。這說明當時的汴水航道全線都可通航。永和八年冬，掌握東晉朝政的殷浩再次宣稱北伐，“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遂戍倉垣”[12]，也是要優先控制從倉垣到石門水口之間的汴水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