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主教們與建築師們（第2/7頁）

對於佛羅倫薩的市民來說，這場會議無疑是一次盛事。留著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們衣著艷麗、頭飾奇特，再加上跟隨著他們的摩爾或蒙古仆人，更別說那些一同到來的奇怪動物，無不讓佛羅倫薩人感到新奇有趣。這些場景更為佛羅倫薩的畫家們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創作素材，從真蒂萊·達·法布裏亞諾（Gentile da Fabriano）到貝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許多人都受到了影響。

最終，在特拉韋尓薩裏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亞（Nicaea）大主教約翰內斯·貝薩裏翁（Johannes Bessarion）單獨商議之後，雙方終於在聖靈這一敏感問題上妥協，也打開了解決其他問題的通路，諸如教皇對東羅馬帝國教會的部分權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條款的關鍵文件最終於1439年7月5日莊嚴簽署；次日在教堂舉行的慶祝活動上，這個戲劇性的聲明被正式公布：“願上天喜樂、眾生歡欣，為這阻隔東西方教會的高墻已經倒塌，平靜與和諧重降人間。”

樞機主教切薩裏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讀了聲明，接著大主教貝薩裏翁又用希臘文宣讀，之後意大利樞機主教與希臘大主教擁抱慶賀，其余高階神職人員及東羅馬帝國皇帝也同他們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後來為慶祝理智的勝利，他們向整個基督教世界傳達的信息還被刻在了支撐教堂穹頂的石柱上。

然而，人們慶賀的和諧統一並沒能維持多久。代表團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羅倫薩就收到了協議因強烈抗議而不得不被廢止的消息。東羅馬帝國皇帝還發現，他在意大利獲得的聲援和協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諾都不過是一紙空文。14年之後，蘇丹的禁衛軍就翻過了君士坦丁堡硝煙彌漫的城墻，而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人頭則被征服者嘲諷地懸掛在斑巖石柱的頂端。

對佛羅倫薩而言，正如科西莫預見的那樣，會議帶來了更樂觀的結果。它不但讓城市貿易因此獲利，更給此時人們已經開始談論的文藝復興（Rinascimento）帶來了重要的影響。如此之多的希臘學者出現在佛羅倫薩，迅速激發了人們對古典文本、古典歷史、古典藝術和哲學的興趣，尤其促進了對柏拉圖的研究。這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英雄，長期以來一直被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光輝掩蓋。貝薩裏翁的住處每天晚上都聚集著許多希臘和意大利學者，他本人也被說服留在意大利，並被封為樞機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貝薩裏翁一起從君士坦丁堡來到意大利的格彌斯托士·蔔列東（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圖的權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羅倫薩，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落葉歸根回到祖國。

科西莫也對蔔列東關於柏拉圖的演講十分感興趣，從中受益匪淺，他甚至決定要在佛羅倫薩建立柏拉圖研究院，並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時間都用來研究柏拉圖。蔔列東的回國和科西莫的事務纏身一度使這一計劃被迫推遲，直到幾年之後，科西莫領養了他的一個私人醫生的兒子——名叫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的年輕醫學院學生，這些計劃才重被提起。菲奇諾對柏拉圖的強烈興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資助他繼續深造，後來還安排他在位於寧靜鄉村的蒙特維奇歐（Montevecchio）別墅裏學習希臘語，並將柏拉圖的全部著作翻譯成拉丁文。[1]菲奇諾熱切地接受了這個工作，隨著其年齡和學識的增長，科西莫還會邀請他到鄰近的卡雷吉別墅裏，要麽兩人，要麽與其他朋友——包括聽從科西莫的勸說，於1456年來到佛羅倫薩的希臘學者約翰·阿基羅保羅斯（John Argyropoulos）——暢談哲學問題直至深夜。柏拉圖研究院就在這些積澱上慢慢成長起來，並對以後歐洲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次會議不僅點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圖研究院的希望之火，還使得他有機會為自己的藏書室增添不少珍貴的作品。他的藏書室已經被視為當時世界上最寶貴的藏書室之一。在過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歐洲各地乃至近東地區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別是在德國的修道院——因為那兒的修道士們似乎對這些作品的價值一無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時，把自己的800多冊藏書都送給了科西莫，作為對他長久情誼的回報。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書籍都送給了聖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書室對於所有想要閱讀的朋友都是開放的，這也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開放性藏書室，後來在羅馬的梵蒂岡藏書室也承襲了這樣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繼承人的不斷擴充下，藏書室最終收藏了超過一萬冊（cod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