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惡行與公共利益（第3/3頁）

因此，性自由的發展也得益於新經濟哲學的日益壯大，及其對於道德、自制與繁榮問題的全新觀點。18世紀晚期觀念轉變之程度，充分體現在1787年夏天的一次對話中，對話雙方是威廉·威爾伯福斯及其政治顧問菲茨威廉伯爵四世。“我同意他的觀點，”菲茨威廉記錄道，“背德之舉所在皆是，大多數因為行為放縱，極少數因為宗教自由。”“然而接下來我就不能同意他了，他認為應當改弦易轍，可是既然大量行為、貿易與財富都繼續存在，而後者又產生出前者，如果他希望前者消失，那麽我只能建議他以一種恰當的方式來消滅後者。”即便威爾伯福斯本人，這位當時最狂熱的道德活動家，也公開認可此點。他在1797年寫道，必須承認，“商業精神，雖然我們極大地受惠於它，但其本質上並不利於在一個強大而興旺的國家中維護宗教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