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與性趣

慈善事業的吸引力遠不止於改良社會的目標。虛榮、時尚與自利皆是其重要動機。例如，每一項公共慈善之舉成功與否，家族、朋友與商業的網絡都發揮著關鍵作用。抹大拉之家的八位創立者，占據了俄羅斯公司的五個董事席位、海洋協會的四個董事席位，以及育嬰堂的四個董事席位，並且通過其他的親屬與貿易紐帶，與英格蘭銀行和基督教知識促進會有聯系。

既然如此依賴個人關系，那麽人際的摩擦就很容易導致分裂。例如，1756年，約翰·菲爾丁提出過一個計劃，讓無家可歸的男孩進入海軍，但此設想卻被以喬納斯·漢韋與羅伯特·丁利為首的商人團體剽竊了。兩年之後，也是他們提出建立一所收容妓女的慈善機構，菲爾丁乃故意拒絕加入他們，並開始為自己的計劃獨自募款。這反過來激起了他的法官同僚、社會改革家桑德斯·韋爾奇更為強烈的怨恨，此人乃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做到治安法官的。多年以來，他都因為菲爾丁的勢利而覺得“受到奇恥大辱”。現在他要反擊。他發表了一篇不指名道姓地諷刺攻擊菲爾丁之提議的文章，並在隨後加入了丁利與漢韋的委員會。蘭貝斯收容所與抹大拉之家就出自這兩個對立的團體。這兩家機構源自同一個構想。它們之所以分立，不在於宗旨不合，全在於個人恩怨。

這種不體面的爭執於是授人以柄，那些人把所有慈善事業皆視為自私動機的幌子。約翰遜博士就菲爾丁的“荒謬爭執”警告說，顯而易見，“不同慈善機構的公然爭鬥，其資助者的彼此對立，會使那些意志薄弱者對他們嗤之以鼻”。一位質疑者在1763年問道，這難道不明顯嗎？當一個治安法官忽視其本職，“忙於為新的慈善事業籌錢，打著抑制邪惡的幌子……他的慈善熱情實則基於其個人利益，並非出自大公之心，也非意在行善”。這麽說當然不公平，但不可否認，公共慈善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員工與創辦者。在外科醫生與小說家托比亞斯·斯摩萊特的《斐迪南伯爵遊記》（The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Count Fathom）中，主人公一個倫敦醫生謀劃大賺一筆，通過吸引“足夠的關注來建立一所收容所、性病醫院或養老院，資金來自朋友的捐助，這種計劃早已大獲成功，很多人都從事於此，他們踩著窮人的屍體以出人頭地”。

在性慈善機構中，牧師的形象最為不堪。聖托馬斯懺悔院的牧師散布謠言說，抹大拉之家的牧師因為“背德之舉被逐出教會”。洛克醫院的牧師則確信抹大拉之家中存在著“違理的邪惡行徑”，並不得不就此在正式的調查法庭上出庭。不過，相較於性亂，對那些不安定、貧窮且彼此競爭的沒有聖俸的牧師來說，財務問題才是最危險、最頻發的。洛克醫院不得不開除犯有盜竊罪的繼任牧師。抹大拉之家的牧師原來是一個詐騙者：1777年他被判處絞刑，因為他在債務纏身的情況下，通過偽造一張匯票得到了四千多鎊。而在蘭貝斯收容所，情況則最為惡化。1761年3月，弗朗西斯·凱利·麥克斯韋爾在長期的覬覦之後，終於設法讓自己被選為這座收容所的牧師，每周有半基尼的固定薪金。幾周後，他設法解雇了收容所的秘書，把這個職務也攬下來，由此薪水翻了一番。6月，他與其家人在收容所內得到了免租金的公寓，並且他還另外擔任了接收捐款的職位。當他的地位越來越關鍵且收入不菲之時，他開始侵吞收容所內財產。至1770年，他的年俸已高達二百基尼，此外住房、取暖與用燈皆免費。就在這一年，收容所的會計指控他在財務上存在違法問題，麥克斯韋爾攆走了這個人，並且親自接管其職，與此同時，他的侵吞數額也越來越大。一直到1782年，他才被發現並解雇。

自利同樣也是任何慈善事業之普通捐助者的動機所在。一個普遍的事實乃是，所有組織化的慈善事業皆蘊含著一種權威對於弱者的掌控。曼德維爾在1723年已描述了“一種最大的動機，它……被小心隱藏，我指的是命令與指揮所帶來的滿足感”。在18世紀下半葉，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公開承認甚至贊賞。正如我們曾看到的，長期以來，性慈善機構的被收容者們被形容為無助的孩童，資助者們則被看作她們明智而仁慈的家長。1759年一位牧師說，一個妓女好比“一只可憐而無辜的動物……深陷困境”，只有一個更有力量的慈悲者才可以解救她。她的拯救者則好比天使：他們的慈悲讓太陽失色，他們的行為“真正地合於天意”，他們是“天堂的管理者與代理人”。洛克醫院的捐助者會收到一張繪制的證書，其中懺悔的妓女被動人地描繪為一個年輕端莊的罪人，而捐助者的善舉則被等同於基督般的仁慈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