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所之內（第2/3頁）

因此，所有的性慈善事業都被一種矛盾所分裂。其對外宣傳不斷地強調每一個墮落的女人實則都是無辜的，她們乃是富裕、老練、殘忍的誘奸者之貧窮、輕率、無知的受害者。“您不知道，”她央求她的拯救者，“因為詭計、諂媚與背叛，我懵懂、單純、無助、無知的青春才陷入了恥辱與悲哀的深淵”。賣淫“有悖於女人的天性”，女性之所以投身於此，全因男性的殘忍與不公的兩性雙重標準。

但與此同時，性慈善機構的實踐又完全專注於教導那些女人深刻意識到自己的罪行，為了使其崩潰、懺悔，並脫胎為一名基督徒。她們整個的存在都腐化墮落了，她們被告知：只有最嚴厲的手段才能抑制其可憎的淫蕩。“我們每時每刻，”她們的一位牧師警告道，“都得擔憂會否重蹈覆轍，無比小心地保持警覺，接受嚴格的訓練。欲壑或許難填，渴求不時出現，但你們要堅定地保持克制。”盡管說了、寫了、關注了一大通賣淫的結構性原因，到了最後，慈善事業還是倒過頭來把解決問題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女性的個人良心上，教導她們過去的罪行多麽可怕，未來的詛咒又是多麽恐怖，倘若她們忍不住重操舊業，“重蹈覆轍”。

她們在收容所中接受精神灌輸，目的主要在於防止她們重新感染上罪惡的病毒。為了讓她們離開之後仍然保持虔信，收容所在她們臨別之際贈送的不僅包括衣物和一點錢財，還有一堆重要讀物，例如祈禱書、教義問答、《基督教的知識與實踐》（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來生的幸福》（Happiness of the Next Life）、《聖壇指南》（Companion to the Altar）以及《聖事指津》（Instructions for the Sacrament）。

除了宗教灌輸，收容所之生活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努力工作。女人們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來從事家務與縫紉。之所以讓她們逐漸養成勤勞工作的習慣，是為了幫助她們日後找到工作：家務與針線活是那些孤立無援的年輕女子唯一可能得到的工作。隨著時間的流逝，其實際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公開承認。女人們離開時手裏的書變少了，多出來了一套刺繡工具。祈禱與閱讀的時間越來越少，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多。

她們的針線活也給收容所帶來了收入，雖然其數量有限。不過，日常勞作的主要目的還是倫理性的——努力工作可以體現並支撐道德人格。因此，收容所的監督者一直擔憂與斥責不勤勞的態度，認為這標志著改造的不完美，並預示其重蹈惡習。瑪麗·萊菲爾德的“信念不是很強……她希望擁有德行，但她工作不夠努力”。蘇珊娜·科特雷爾花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她有義務盡其所能地工作”。阿拉貝拉·卡特“似乎對於往昔的過錯頗為悔悟，不過她還沒有盡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人們都希望安·蘭福德“保有淑德”，阿爾貝拉·丹尼女士說道，“但她不堅定的意志有可能使其陷於罪惡，我擔心她還沒有正確意識到工作的必要性”。

有不少懺悔者兼具上述兩種素質，因此在收容所內外皆一帆風順。詹尼·金於1767年10月進入收容所，她亦名為珀賽爾、加拉赫，這麽多名字表明其絕非第一次遭到誘奸。她的一只手殘廢，身無分文，除了一件破外衣和襯裙，但她決定開始新的生活。她很快聯系上自己的母親，一位居住於斯萊戈的貧窮、虔誠的寡婦，當她聽說詹尼改邪歸正的消息之後欣喜不已，非常渴望再見到女兒。一年半之後，一回到家，詹尼就抱住了她臨死的母親，並決心從今往後“做一個懺悔者，希望像基督徒那樣虔誠行事，企盼偉大的上帝能寬恕我的深重罪惡”。艾莉絲·桑迪隆證明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非常勤奮的女工”，她的行為如此優秀，為她“在一個有聲望的家庭中謀得了一份好工作”，並被獲準提前離開收容所。簡·霍德克拉夫特同樣“表現良好，她在出來之前就已有一份工作在等候著”。十年之後，她已家底殷實，精力充沛，婚姻美滿，並在韋克斯福德一座三十英畝的農場上辛勤地勞作著。

不過，很多女性都難以忍耐此種強制的虔敬與服從。至18世紀末，都柏林收容所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被收容者請求離開、自行逃走、被驅逐，或者以其他方式未能堅持完成其修行。艾美莉亞·皮爾斯“不服從規則”。安·科利爾“可以講一大套歪理”，最終“因為固執與違逆”而被驅逐，莎拉·尼爾被驅逐的原因則是“懶惰、惡口與放肆”。即便在那些完成修行、順利離開的女性中，很多人也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穩定的工作很難找，特別是對於可疑的女人。有些人重蹈覆轍，例如莎拉·盧卡斯，她本來被安排做用人，但不久之後女主人就發現她跟一個男人在床上。或者她們幹脆消失。本來，在離開收容所十二個月之後，任何女人如果可以證明自己過得清白，就可以寫信給收容所，要求得到兩基尼的獎勵；但令人意外的是，多數人都沒有這麽做。有些消失的懺悔者無疑是希望徹底斬斷自己的過去，例如那些到海外的。伊麗莎白·葛根乘船去了馬裏蘭，因為即使她在收容所表現非常良好，“她的朋友與親屬還是拒絕見她，並認為她最好還是離開英國”。其他無數缺失的記錄無疑標志著更慘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