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的歷史與考證的歷史卡爾·貝克爾的漢宋之爭（第2/3頁）

20世紀初，西方學院主流、社會非主流的“科學學派”面臨兩種質疑。第一種質疑主要來自學院外，同樣非常類似“乾嘉之學”在中國遭到的責難。喪失價值追求和問題意識的學術難道不是逃避主義或玩物喪志的體現嗎？公眾有什麽理由支持精妙的考據技術，而不去支持同樣精妙的鬥蟈蟈技術或下圍棋技術？托洛茨基對學院派說：在人類解放的大決戰時代，有人居然一心放不下諾夫哥羅德的破賬單子，這是多麽可恥！索爾仁尼琴對學院派說，在“大清洗”和集中營的時代，有人居然用畢生心血考訂托爾斯泰和某伯爵夫人的約會時間，這是多麽可恥！西方學術界同樣面臨這樣的責難，其中有一些就是來自歐洲和俄羅斯的流亡者，但自由主義的邊界意識仍在，圈外人的意見對於他們是無足輕重的。第二種質疑來自學院內，對他們比較重要，不過在公眾心目中，任何學院派的爭論都沒有通俗宗教讀物和通俗文學讀物分量重。

卡爾·貝克爾（Carl L.Becker）就是提出第二種質疑的主要人物。他的質疑跟特納的看法非常接近，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沒有什麽客觀事實，只有對事實的主觀認識。“總而言之，記憶中僵死的歷史事實不會改善或危害世界。只有你我根據真實事件的描寫、印象或概念，在頭腦中生動地再現事件時，它才變成歷史事實進而產生影響。正因為這樣，我才說，歷史事實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因為歷史若非在人們的頭腦中重現，而是躺在毫無生氣的記載裏，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產生影響。”（《什麽是歷史事實[29]》）其二，歷史學的目的不是“尋找和記錄歷史事實”（他的前輩喬治·亞當斯如是說），而是借助歷史增進人類的理解力。“對個人而言，知識或歷史的最主要價值無疑是他能在個人經歷以外的更廣闊的領域內認清自己，同時可以從較長遠的觀點來看這渺小的、褊狹的現在，從而使他能夠在不那麽直接的和局限的經歷中，來判斷包括他個人在內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什麽是歷史事實》）

貝克爾的議論跟他的先驅特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魯賓遜（James Havey Robinson）一樣，主要目的在於糾正“科學學派”的偏頗。他沒有另外建立一個“相對主義學派”的意圖。“相對主義”這個名詞是由他的敵人發明的，“扣帽子”的色彩相對濃厚。貝克爾自己的解釋完全兩樣：“我本人認為的相對主義是指老觀點總會被新觀點所代替，歷史學家考慮和忽略那些歷史事實，如何強調特定歷史事實之間的相互關系，並不會較少地取決於他所在的社會環境，簡而言之，取決於他所在時代的一些先見之明、價值判斷和世界觀。如果相對主義具有比這更多的含義，如果它還意味著相當一部分的知識以及知識的不斷增長不是客觀可確定的話，如果它還意味著要否定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的陳述‘客觀歷史知識的理想可以部分地獲得’的話，那麽我就不是一名相對主義者。”（《歷史知識問題評論[30]》

從哲學認識論角度講，貝克爾的論證沒有多少新意。只有殊相，沒有共相，這是中世紀唯名論的老生常談。在休謨和康德的問答以後，完全客觀的不可能性已經沒有多少發揮余地。“單純的事實本身沒有任何意義，是史家賦予事件意義。”（《什麽是歷史事實》）這一點我們早已知道。義理的必要性論證在史學史當中周期性出現，通常會引出下一步論證：何種義理？貝克爾的奇妙之處在於，他到此為止了，把剩下的問題交給經驗和常識。我們不能不先弄清楚，他自己準備賦予歷史什麽意義？

從《社會問題和思想對歷史研究和著述的影響的幾個方面[31]》（1913年）分析，貝克爾的意思大致是：19世紀的歷史學家受到周圍環境和思想脈絡的重大影響。《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32]》接受了同樣的解釋框架：以思想家生活的社會環境為橫坐標，以思想潮流的來龍去脈為縱坐標。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33]》當中，他在兩軸交叉的地方尋找敏感人物，例如亨利·亞當斯和狄德羅，就像探險家用羅盤定位。我們用圖解式方法概括他的認知圖景，結果就是某種“全面歷史”觀念。“淵源”（時間軸）和“連屬”（空間軸）是他的關鍵詞。他只要抓住這兩個坐標，就能構建任何藍圖。藍圖會告訴他應該到哪裏去搜集資料，以及應該搜集什麽資料。他如果依據蘭克學派的家法，指望資料自身體現意義，那麽至少《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的縱坐標是永遠構建不起來的。不過，在橫坐標這方面，他能做的事情，蘭克都能做。麥考萊及其前輩致力探索“淵源”，在“連屬”方面卻很不稱職，而且，他們只要遇見硬史料缺乏的場合，總是忍不住拿自己喜歡的政治哲學充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