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的歷史與考證的歷史卡爾·貝克爾的漢宋之爭（第3/3頁）

明儒概括理學和心學的爭論，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心學家嘲弄理學家：你的學問就像一屋銅錢，沒有一根錢串子。對方回敬說：你的學問就像一屋錢串子，可惜一個銅錢都沒有。如果貝克爾接受這個比喻，他就會說，麥考萊和輝格史學是一根漂亮的錢串子，上面的銅錢卻稀稀落落。他們的銅錢和錢串子都是祖先用笨辦法打造的。當時銅錢還不少，銅錢跟錢串子也還相配，後來錢越用越少（史料漸漸失傳），銅錢和錢串子越來越不相配，於是他們就把錢串子打磨成亮晶晶的樣子，又紮了許多漂亮的蝴蝶結（觀念先行的史論）代替缺少的銅錢（支持史論的史料），對此他們自己還覺得很了不起似的。蘭克從近代科學家那裏學了一套開礦鑄錢的技術，不久就積累了用不完的銅錢，但他把祖傳的錢串子和新編的蝴蝶結都扔了，像傻瓜一樣堅信只要勤勤懇懇鑄錢，銅錢早晚會自己長出必需的錢串子。幸好貝克爾借鑒了麥考萊的觀念和蘭克的技術，用鑄錢爐另外鑄了許許多多錢串子，其中包括麥考萊的式樣和他自己發明的式樣，而且很願意根據其他人的偏好鑄成其他式樣。有人問他，哪一種式樣好？他說：我覺得都好。有人批評他：這不是取消好壞之分嗎？他說：我沒這個意思，只是大家各有各的偏好，我就尊重他們多打了幾種式樣，我自己可是只用一個串子的，你看就是這個。

貝克爾對“相對主義”的解釋跟上面這種比喻一樣，忽略了一個重要而危險的問題。各種型號的錢串子當然可以相安無事，各種義理卻並非如此。如前所述，貝克爾對“科學學派”的掃蕩（幾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意味著價值對事實的勝利、考據向義理的回歸。事實沒有排他性，盡可以不斷積累；但價值有排他性，諸神的戰爭是極其殘酷的。如果你理不清自己的立場，或者認為可以同時持有幾種相互沖突的義理，那只能說明你的思辨水平比較低，因此作品的天花板也會相應地降低。貝克爾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當中，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納入進步運動中轉站範圍。他的這個框架，就是一種擴大型麥考萊式蝴蝶結錢串子又添加了進步主義調味品的後輝格史學。他要避免陷入沖突，就要避免思辨推演到邏輯終點。這種做法在思想史領域特別不妙，因為思想史研究本來就太容易變成某種“思想史集郵”。《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裏有些篇章就面臨這種危險。當然，我們無法不佩服他對19世紀思想氛圍那種信手拈來的熟悉，特別是關於亞當斯的部分頗多神來之筆，確是浸淫於同一種文化傳統的作者才能勝任的。

假如貝克爾能徹底運用他的模式，產生的著作就會有幾分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風範。或者說，貝克爾本來是有機會匹敵思想史領域的比爾德（Charles A.Beard）的。他的折中主義和常識感太強，阻斷了這條路徑，使他變成了色彩不夠分明的過渡型、中間型人物。他是美國新史學開創者群體的中流砥柱，是承上啟下的風氣轉移者，但不是開宗立派的領袖。他對自己的期許正是如此，他已經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