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開啟“二”的哲學（第4/8頁）

雞蛋上跳舞

1935年，日本在侵占東三省後，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略地位、煤鐵礦產，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掛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復權衡之後，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一戰線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鬥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後抗戰楷模”。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準備的力量足以抗戰時再抗戰，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復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擯除黨派之見聯合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表現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陜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閻錫山的同鄉，且在閻創辦的省立國民師範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向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

半個月後，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八路軍抗戰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並首次勝利的戰鬥——盡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晉中戰役中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節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余經。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他不斷調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陜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復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事實證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停，功不可沒。

至於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地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這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決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盡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裏，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的代號為“狸”。

二的做法

二的哲學即中的哲學，有四個明顯特點：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發點和歸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見風使舵，從中漁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鞏固統治；四是追附形勢，標新立異，獨立特群，彰顯個性。其實質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為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