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開啟“二”的哲學（第5/8頁）

閻錫山的青少年時期基本上是在他父親開設的積慶長錢鋪度過的，日常的業務便是放債收息並參與金融投機。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諾、講信譽，有的卻恃強淩弱、以智詐愚，貪婪、狡猾、偽善、欺騙，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閻錫山深諳此道，掌權之後也習慣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幹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們不忠於自己，欺騙自己。所以他說：“必須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無以處君子；不以小人防人，無以處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樂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榮之。任人不可以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為人太壞。任人不可不專，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專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為政之道。”

人們由於出身、籍貫、學歷、愛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團團夥夥。閻錫山的幹部隊伍亦如此。他針對這個特點，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樹立對立面，通過對立面的相互監視、掣肘、攻訐、爭功、邀寵，來達到他了解情況和控制幹部的目的。在組織機構上如此，在幹部配備上亦如此。

閻錫山於中原大戰失敗後總結經驗教訓，其中一條就是要建立政治組織。1932年，他東山再起出任太原綏靖主任後，為了籠絡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組織“中國青年救國團”（簡稱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組織“建設救國社”（簡稱邱派）。這兩派都以青年學生為發展對象，都發放津貼收買學生，你爭我奪。兩派學生各有其主，不管對方的主張與做法是否正確，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擊，所以經常發生摩擦，但總的目標又都是擁護閻錫山的。後來閻錫山將它們合並，成立了自強救國同志會。1936年，自強救國同志會內部的進步人士發起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為特殊形式的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它於抗戰爆發前後在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軍參戰、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山西抗戰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高級軍政官員討論和戰問題，閻錫山是主和派。回到臨汾後，他即宣傳妥協，遭到犧盟會領導人薄一波等的反對，這使他認識到只能依靠犧盟會抗戰，不能依靠它來妥協。於是，閻錫山在日軍已發動春季攻勢的情況下，於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會，自任會長。兩個組織，一個代表新派，一個代表舊派，他希望前者幫他抗戰，維持山西的抗戰局面；當和平到來之時，由後者維持妥協。但由於立場和政治見解的不同，終於爆發了“十二月事變”，使犧盟會離他而去。

同樣，閻錫山也讓他的官員搞文武對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國在軍隊裏建立了鐵軍組織，掌握全部軍權。閻此時提出“領導一元化”、“軍政一元化”、“組織一元化”等口號，王乘機提出由軍長兼專員、師長兼縣長，甚至想由軍人兼任同志會的地方特派員。當時的第二戰區幾乎成了軍人的天下。這當然引起文人們的不滿，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組織（又稱最後同志），仿照鐵軍紀律，規定“凡背叛、脫離、詆毀領袖者，願受組織之處死”。文人組織是在閻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立的，鐵軍組織便有人向閻檢舉。恰在此時，王靖國在西安被蔣介石召見回來後，未向閻匯報即宣傳蔣對他的倚重，並印發蔣與他的談話。閻聞之大發雷霆，罵道：“有人要當曹操，我可不想當漢獻帝！”嚇得王靖國自打嘴巴，下跪求饒，堅決表示忠貞不貳。由此，閻錫山也發現不能單獨依靠王靖國，文人組織這個“私生子”便得到承認。從此形成了文武對峙，王、梁爭功邀寵，都要與閻同生死共患難，都願受最嚴厲之紀律制裁，都要盡力完成自己的任務，又都互相監視，不時向閻反映對方的問題。閻錫山穩坐釣魚船，不但對他們的動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運用自如。

1941年，閻錫山開始利用幫會籠絡社會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眾進步委員會（青幫），自封為大字輩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眾進步總社（洪幫），自封為山主。一時設壇收徒，蔚然成風，就連許多軍政人員都成為其門徒。這也說明閻在利用兩個對立的幫會為其服務。

閻錫山的特務組織也是兩套人馬。1938年，閻成立了由楊貞吉領導的敵工團，最初有對敵偽工作的任務，後來發展成為專門偵察、搜捕、關押以致殺害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的同志會政衛組。1942年，閻錫山又成立了幾個戰地工作委員會，梁化之任隰汾區戰地工作委員會主任，下屬戰工團的偵察組，開始執行與政衛組同樣的任務。1943年，戰工會撤銷，梁在偵察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同志會流動工作隊；抗戰勝利後，又改稱為第二戰區特種警憲指揮處；第二戰區結束後，則改稱太原綏靖公署特種警憲指揮處。同志會政衛組則改稱太原綏靖公署建軍委員會政衛處。從此，兩個特務組織———特警處、政衛處，為了“肅清偽裝”，展開了殺人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