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聯邦憲政實踐者（第2/5頁）

隨後，廣東全省總商會、廣東經濟調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陳炯明還頒布了禁煙令，使廣州數十年的煙、賭大害絕跡。

讓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廣東成為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省份。陳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國的承認。當時的人甚至將陳獨秀、胡適、陳炯明並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三大領袖，陳炯明以他的踐行，將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化為了現實。

民主禁賭

1906年，為挽救即將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次年開始在各省籌設咨議局。廣東省咨議局於宣統元年（1909年）成立。94名當選議員均有各種功名及官職頭銜，其中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員占了20多名。

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現的立憲團體，由文瀾書院的士紳組成。文瀾書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課的普通書院，而是一個士紳社交與公共集議的場所，只有考中生員的士紳，才有資格成為書院的成員，參加春秋兩大聚會。據文瀾書院留下的名冊，其成員80％以上具有舉人、進士功名，余者也是貢生、生員或有官職官銜者。因此，文瀾書院到20世紀初順理成章地政治化，成為廣東立憲與地方自治運動的中堅。

廣東咨議局從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後提出議案147件，但議案執行與否的權力掌握在督撫手中。結果除“監所改良及統一本省財政兩案已次第開辦”外，其他諸案“未聞舉辦”。咨議局議員以“民意代表”自居，參政意識強烈，在禁賭案問題上和廣東地方當局發生了一場激烈爭鬥。

1909年11月8日，咨議局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員陳炯明在會議上歷數賭博的危害，呼籲厲行禁賭，要求禁絕官府準許的合法賭博。

賭博在廣東有上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花會、番攤、山票、白鴿票、闈姓、麻雀，五花八門的種類遍及四鄉八鎮，使廣東得了“賭國”的惡名。

鴉片戰爭之後，國庫空虛，軍費開支和戰爭賠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負擔，官許賭博每年為廣東當局帶來了600余萬元的收入，成了籌餉的重要財源之一。

然而，賭博毒害社會風氣，加劇了清末社會治安的混亂，地方人士一再強烈要求禁賭。廣東咨議局在禁賭問題上曾一致表示贊成，可是粵督拒不接受咨議局的議案。

咨議局遂采取強硬立場，以停議、辭職相威脅，迫使粵督奏請朝廷頒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的期限。但官府的態度不希望一律禁賭，便以籌足抵餉作為借口，籌得足就禁，籌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議局再次提出禁賭議案。

1910年10月，咨議局將禁賭議案提請兩廣總督代奏朝廷，並呈請北京資政院核議。廣州報界公會和在京廣東同鄉京官亦不遺余力，呐喊助威，一時間禁賭聲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時，議員之一的大賭商蘇秉樞開的“安榮公司”推出新的賭種——鋪票，並運用金錢四處拉攏咨議局議員來否決禁賭案。有人更以5萬元銀票向陳炯明行賄，勸他放棄禁賭主張，被陳炯明嚴詞拒絕。

1910年11月9日，在咨議局第13次會議上，議員們有的主張禁賭，有的為“安榮公司”辯護，爭論異常激烈。後來議定投票公決。贊成禁賭者書“可”字，反對禁賭者書“否”字。

這天出席會議的議員有64人，陳炯明、丘逢甲、李鑒淵等20人投“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辯論時溜出會場。

醞釀多年的禁賭案，最後關頭竟然觸礁。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群眾的公憤。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以及議員陳炯明等43人憤而辭職。賭商們則拍手相慶。

當晚，蘇秉樞設宴款待全體議員，以示慶祝，“可”票議員都拒絕出席。就在“否”票議員們觥籌交錯之時，忽然停電了，咨議局內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時才來電。第二天的報紙尖刻地形容這是“活現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間組織“禁賭總會”在文瀾書院召開第一次公眾大會。眾人強烈聲討“否”票議員，更有人提出要將“否”票議員的姓名刻在石頭上，豎立於往來通衢大道中，令他們遺臭萬年。“否”票議員們不安於位，相繼辭職，風波越弄越大，幾乎不可收拾。此時總督袁樹勛辭職離任，由廣東將軍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陳炯明開辦一家報館，名為《可報》，把禁賭“可否”的官司從咨議局打到了報紙，與開賭派針鋒相對，大唱對台戲。

1911年初，兩廣總督再次換人，由廣西巡撫張鳴岐擔任。張鳴岐是激烈的禁賭派，上任後以迅雷烈風之勢，厲行禁賭。1月8日，北京憲政編查館電準“庇賭”的“否”票議員劉冕卿等35人辭職。1月31日清廷諭準度支部所奏，從3月30日起，掃蕩全省賭博，各縣嚴密查辦，所有番攤、山票、鋪票、白鴿票和其他一切雜賭，務必盡行禁絕，不留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