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6世紀的現實與主要的財政問題（第6/20頁）

宮廷的實際生活費用難以估算。其供給倉庫很多，應役者甚眾。宮廷人員消耗的白米是田賦正額的一部分。毛皮是由地方上供，緞匹是作為田賦附加稅來征集，或者坐派地方。一些特供，諸如皇帝想要的瓷器，因為它們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實際上無法計算其價值。1433年，宣德皇帝諭準江西燒造各樣瓷器443000件，一直到弘治皇帝1505年去世時，瓷器燒造未完者還有300000件〔70〕。一些物品甚至有意被列入征收項目之中。所有已知的供應宮廷的各種花費每年可能要超過500萬兩白銀。

這些項目多由“役”來補償，這抵消了低水平稅收造成的後果。由於此類款項主要為勞役和運輸費用，這樣做很可能造成稅收負擔更多地落到窮人和本分人身上，他們常常被征召無償服役。

與宮廷開支密切相關的是公共建築和陵寢的建設費用以及在首都的超編軍事人員的生活費用。京軍各營變成了一支龐大的建築隊伍，建築材料則從各省征用。從15世紀初到17世紀營建計劃從未間斷，它們可能已經不是政府財政資金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後者已經組織得更好。很明顯，考慮到王朝有限的財力，優先安排這些建築工程是很不合適的。由於財政資源的劃撥缺乏深思熟慮，軍隊陷入了巨大的苦難之中。這除了造成京軍各營缺乏戰鬥操練外，在15世紀和16世紀早期的好幾個皇帝還以不合格的編外人員填充官軍數額。

由於文職官員的任命標準嚴格，包括皇親、寵臣及寵臣的親戚都投充於軍隊之中，他們多是濫竽充數之徒，造成軍隊冗員嚴重。15世紀60年代，京軍一衛就有軍官近3000人，而其定額，包括軍官與士兵才5600人〔71〕。皇帝的母舅、嶽父、內兄內弟常常受封為伯侯，他們的子侄也隨後變成同知、千戶。受寵宦官的家侄，可能會成為指揮、僉事。一個宮女的父兄也可能得到校尉、百戶這樣尊崇的頭銜〔72〕，以此作為她勤懇服務的賞賜。這種答謝其功勞的方法與歐洲的王室賞賜給廚師勛章十分相似。

明代軍官世襲，造成京軍冗員嚴重，規模逐漸失去控制。同樣，居住在各省的藩王宗室也由國家供養。1371年，就有上報說大小武官有12980人〔73〕。在洪武末期其數量已經上升到28000人〔74〕。到1455年，在京武職就有31790名〔75〕。在1469年，據說武職已愈80000名〔76〕。到1520年左右，武職增大到100000余人，已經失去控制〔77〕。其中的大多數人無疑要居住在京師。

這種濫封軍銜的陋習所造成的財政後果有些奇特，因為這些冗員的俸祿與正式的文武官員一樣，數額不大，不會造成國家的預算膨脹。向他們支付俸祿實際上是皇帝自己掏腰包，從金花銀中支付。只有一部分的實物（包括糧食與棉衣）由戶部來提供。俸祿冊上的人員數量越多，每個人所得的就越少。這就成為軍官俸祿低的一個原因。

漕糧受冗員影響最為嚴重。運到京師的漕糧數量一度有很大波動。從1472年開始，它基本固定為每年400萬石。其中有一小部分，通常約為300000石被直接送到邊境軍鎮〔78〕。這樣在京師可用於支配的漕糧約有370萬石。其分配采用配給制度。一般情況下，所有的文武官吏，不管其職銜高低，每人每月為1石米，以此作為其俸給的一部分。服役的士兵與工匠則減半〔79〕。到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合乎領取祿米條件的人不少於300000名〔80〕。1502年，根據戶部尚書的報告，他們每年共要放支祿米338萬石〔81〕。每當解運的漕糧不足或者有額外支出時，京倉就會發生虧空。這樣，耗資巨大解運來的漕糧，卻於帝國的財政無補，它雖然解決了首都的食物供應問題，但接受者多為冗員，他們於國無益。

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見第一章第一節）曾對這種情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1522年，在嘉靖皇帝即位時，這位素來厲行簡樸的政治家立即從俸祿冊上裁汰冗員148000名，恩幸得官者皆被斥去。這次裁革每年可節約漕糧153.2萬余石〔82〕。這些節余所折成的銀兩成為明帝國度過16世紀中期財政危機的重要因素（見第七章第一節）。

第二節　土地和人口數據

土地數據

1587年刊行的《大明會典》記載了三組土地數據：1393年是850762368畝；1502年是622805881畝；1578年是701397628畝〔83〕。直到最近，這些數字還被認為是納稅的田土畝數，具有研究價值。但是經過20世紀40年代幾位日本學者全面徹底的研究之後，這些數字的真實性逐漸暴露出來了。現在看來，1393年的8.5億畝的數字不是一個真實的財政記錄，正如藤井宏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數字要包括荒地和被指定為需要改造的蕩地〔84〕。而且這一數字也不是像原來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全國性土地清丈所得到的數字，各省直的數字大多是隨意估計出來的。明代前期納稅田土面積要少於4億畝，這個數字可見於實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