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雜色收入（第3/19頁）
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的鈔關課額列於表16中〔22〕。從中我們看不到關於運輸大宗貨物的信息。
16世紀晚期鈔關稅額為340000兩左右，這僅是一種指標。1600年北新關報告其課稅超過了42000兩，到1611年其定額增加到了49700兩〔23〕。有些時候征收又低於指標。趙世卿（1602—1610年任戶部尚書）曾報告說在1597年八個鈔關原額每年共征銀325500兩。1601年，降到266800兩，大約比定額少了76900兩〔24〕。
鈔關的收入用於很多方面，例如供給鈔關附近的軍事衛所，鑄造銅錢，賑災備荒和營建宮殿。有時某個鈔關要將其征收的稅款用於某個特定的機構，其他的鈔關則把稅收分送各處。有時朝廷命令鈔關征收一定數量的銅錢，然後上繳到皇城內的廣惠庫（參見第一章第一節）。在16世紀70年代，規定所有收入都要解送到太倉庫，由戶部監管，供應給北方邊鎮。但此後，臨時權宜的解運仍然繼續〔25〕。1580年太倉庫的賬冊表明當年從鈔關那裏僅收銀162299兩，大約是定額的一半〔26〕。
（b）商稅
明朝商稅在許多方面是清朝厘金稅的前身，其特點是稅率很低、征收面廣，並重復征收。然而，商稅的收入過於分散且數額較小，並不能被認為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在主要商業中心城市建立鈔關之後，商稅的重要性更加降低。在帝國早期，有400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17世紀早期僅存112個。其余的因無利可圖而被關閉〔27〕。1568年，戶部報告某個稅課司巡攔每年俸糧工食費不下400余兩，而其征收折鈔銀僅為110兩〔28〕。
16世紀，僅存的稅課司局也由府或縣管理。我們可以從北新關早期記述中看出當時稅率很低，通常在3%至1%之間。征收面極廣，甚至小商販和農民運輸成袋的商品去城鎮集市出售也不能免除。通常每個征收站只有一名官員，被僉派的隸卒和書辦不但沒有報酬，而且還被要求繳納一定數額的貢獻，因此他們被迫靠收受賄賂和勒索過往商人為生〔29〕。一旦稅收定額增加，他們濫用職權便會容易失去控制。
除了幾個地區進行過稅收調整以外，商稅最初被固定為寶鈔，後來轉變為白銀，其實這沒有什麽意義。例如山西汾陽縣，1609年商稅是6606兩白銀，稅額很高〔30〕。但是在浙江金華縣，這是一個繁榮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額不足7兩，地方志中坦率地承認商稅征收已經停止了很長時間了。這個數額更多是用來彌補巡卒折色〔31〕。其他地區則用田賦來完成商稅征收的責任。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地區的商人根本就沒有被征稅。南直隸徽州府因富商而聞名。1482年，徽州全府的商稅固定為鈔94565貫，此後一直未有調整。到16世紀晚期卻不超過30兩。因為徽州商人幾乎沒有繳納多少商稅，他們經常被要求向京師的一些建築工程報效〔32〕。
平定倭寇之後，各省當局，特別是福建和廣東，在已存商稅體系之外建立了新的稅課司局，主要設置於橋頭和渡口。這些稅課司局自己確定稅率，其收入作為兵餉用於地方防務，中央政府無力控制〔33〕。北方邊境地區也建立了相似的稅課司局。1547年在長城以北的廣寧和1550年在山海關重建的稅課司具有國際意義，因為他們控制著與滿洲、朝鮮間的貿易路線。他們最初由軍事將領管理，後來改為由太監控制，然而似乎沒有留下任何記錄〔34〕。所知道的只是山海關在1570年的收入達4000兩白銀〔35〕。
除了崇文門之外，北京城門征收的人頭稅也應該並入商稅之中。城門由太監控制，他們扮演征稅者的角色。更大部分的人頭稅由那些攜帶農產品入城的農民繳納。太監完成定額，每年上繳5000兩給光祿寺各司，余下部分裝入了他們自己的腰包〔36〕。
總之，商稅在16世紀逐漸消融。一部分被取消了，一部分歸屬地方各省得以幸存，還有一些則實行包稅制。很清楚，普遍的無差別的征收導致了效率缺乏。同時稅課司局運作預算不足也影響了商稅制度。1576年，江西巡撫報告說樟樹鎮原設稅課司，額解商稅每年172兩白銀。在他重新調整那裏榷收工作之後，收入增加了十成〔37〕。很明顯，商稅中的許多稅收潛能被浪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