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結語

明帝國缺乏與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軍事和經濟競爭的意識，因此並不關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惡化，也不會立即導致危機，人民對行政管理不善有著相當大的忍耐力。這種不令人滿意的局面可能持續數十年、甚至一個世紀也不會引起嚴重的警覺。對於各種問題，明朝政府總是采取應付的態度，無意根本解決問題，這就會使這些問題蔓延開來。由此可知，明朝的制度史是非常難以分析的。早期的研究，諸如貨幣流通、食鹽專賣、衛所制度等許多事例就已經顯示出其復雜性了。軍隊後勤保障是最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一個事例。自從15世紀中期開始，就一直忽視這個問題，直到100年以後，它才真正得到關注。而這個時候所能提出的辦法除了是增加田賦以外，根本不可能再對軍隊進行重新改組。

很明顯，大多數歷史性問題都已根深蒂固。我們知道，如果不參照都鐸王朝的改革就不能理解斯圖亞特王朝的憲法危機。最近已有歷史學家認為明治時代的日本事實上是與德川幕府時代密不可分。因此，對於明代財政的歷史必須作一個長時段的考察，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因為政府既要避免周期性的重組，又不能將各個部門截然分開，財政機構事實上像一個生命體一樣，是不斷變化生長的。

利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歷史學家常常將他們的研究題目分成許多小的專題，這易於深入地、專門地進行考察。他們在沒有將每一個方面可利用的資料分析透徹之前，是不會進行最後的綜合分析的。這種方法，盡管符合邏輯，但對於研究明代政府的財政則意義有限。考察視點的狹窄會使調查者陷入了很大風險，無法進行通盤考慮。所以這樣得出的結論支離破碎，不能準確說明整個制度的情況與特點。以同樣的方式去重新整理明代的財政數據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努力將混亂的制度進行邏輯整理分析可能有利於讀者的理解，但同時也容易模糊了其所希望表達的主題，敘述者的角色不知不覺地成為一位財政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財政史學家。

由於可信資料的缺乏，現在對這個題目還做不到詳盡每個細節。然而，管理的一般特點還是清晰可查的，所有各個方面分散的資料顯示出一致的形式。

下文中討論的主旨就是關於管理的一般特點。首先是利用幾種有關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進行檢驗，然後分析其在中國歷史上所產生的長期後果。

第一節　過分簡化的風險

王朝周期循環理論

傳統的歷史學家和現代的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前者關注的是道德問題，將王朝的衰落歸結於統治者的個人品格，他們認為大多數王朝的開國之君多是道德楷模，而末帝則是腐朽無能的暴君。而現代學者在理論上基本上是以經濟的要素取代倫理和個人的因素。

在現代，王朝周期循環理論最主要的倡導者是王毓銓，他在其最有影響的文章《中國歷史上田賦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別強調了明清兩朝。按照他的觀點，明朝的崩潰是因為“向農民征收過重的田賦榨幹了中國的農業經濟”〔1〕。

在描述清代時，王甚至更加直率。他寫道：

腐敗可以簡單地歸結為這樣的過程：中央政府被剝奪了實際的財富與權力，它們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統治階級個人手中。這些人無法無天，他們作為官員、作為一個階級，負有保護國家利益的責任，但作為個人，他們是腐敗的惟一受益人。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作為官員，知道這是錯誤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作為一個階級也試圖保護政府的利益和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為了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總是向貧民和庶民階層加征稅收以補償他們逃避的稅收。〔2〕

就明代的稅率而言，這種指責得不到證實。17世紀早期政府加征“遼餉”和“剿餉”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萬兩白銀〔3〕，這種額外收入並不是全部來自田賦。例如，在1623年，國家籌集的額外軍費為白銀6668677兩，其中有4491481兩攤入土地，其余部分則來自財政節流、官產出賣及雜色稅收，還包括典輔稅〔4〕。即使將2100萬兩白銀全部攤入土地，對於納稅人來說當然是很高的負擔，但也不像王毓銓所斷言的是絕對無法忍受的事情。17世紀初期通貨膨脹導致物價水平上升了40%〔5〕，這就意味著稅收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假現象。而後的清代繼續沿用明代的稅率，這一事實也更加確證了這一點。盡管王毓銓認為清代一直聲言減稅〔6〕，但清朝初期並沒有這方面的財政記錄〔7〕。新朝稅收水平一如前朝，稅率接近，這一稅率也就是王毓銓所斷言的“榨幹了中國的農業經濟”的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