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第3/8頁）

這三種關系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讀者的意向。我們打開中國的古典小說，以《紅樓夢》為例：

黛玉葬花——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自身憐憫（self-pity）生死關系。

“寧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習騎射。”——他自己就已講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紅給我吃了吧！——你家裏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才算幹凈——男女關系。——《紅樓夢》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個“富貴閑人”有無限的機緣（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異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國色天香。違犯倫理也沒有關系，因為全書不過是一本“風月寶鑒”，風月寶鑒只能正看，讀者不能以“賈”亂“甄”。

劉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個外界的現實。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貨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勞而獲的大觀園之金碧輝煌，還是要借著這些人，和以後的賈府抄家、賈寶玉出走做和尚等情節，才把自己所制造的肥皂泡沫說穿斫破，同歸於現實。

《紅樓夢》可與《戰爭與和平》比較來讀。這樣看來俄國到底還是屬於西方傳統。與中國比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習慣。一夫一妻制與一夫多妻制的差別更為明顯。一方面注重競爭，賭博和養馬在貴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滅了競爭，做富貴閑人也真的是富貴閑人。一方面講得機要處不講俄文而講法文，一方面即填詞作詩。

《紅樓夢》也可以與《水滸傳》並讀，《水滸傳》裏所敘中下層社會完全又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生死關系：武松打虎，宋江殺惜——打大名府，劫法場——將人誣告，發往充軍不算，還要押解之人，通常稱為張千李萬的，在路途乘機謀殺，將臉上金印揭下作證交賬——吳用給盧俊義算命，主三十日內有血光星數之災。

男女關系：潘金蓮、閻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沖解圍了被人調戲的妻子，還沒有問及夫人是否吃驚，先要知道被他“玷汙了不曾”。因為這嚴格的貞操觀念，把婚外情的負擔全放在“樂戶”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狹道中幾乎與徽宗在李師師家中相逢。

經濟關系：販棗子，賣酒，打家劫舍謂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綱”。大碗“吃”酒，大塊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過來。”——粗率無選擇性。

這樣看來，鋪陳關系，各有其層次與場面。文學家敘述到不同的關系時，即已勾畫出來側後的社會背景。

說到這裏也觸發著下面一個題目：我們所說的關系，只是作家的原始資料。要將這批原料制作商品，還得加工。加工則不能不顧及時下的需要。在這方面歷史家與小說家有一個共同的著眼：好的歷史作品反映著時代眼光；暢銷的小說也要迎合時人的興趣。timeliness是文藝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經。

上面已經說過：19世紀末葉，達爾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已將人類物質主義的觀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紀，他們的主張又在各種行動上被推進到他們自己尚沒有預想到的程度。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只用於動植物。他們獲得優厚的生存空間與營養，於是其繼續生存的機會淩駕於其他種類之上，這種理論，也可延伸而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引證到人類生活中去。如果優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為上天諦命，那我們又何必向強有力而能幹的人抽稅，去津貼弱者，是為與天理相反行動，褫奪優勢者應享有的權利，無意義的延長應受淘汰者的苦痛？

這樣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更為種族主義開路。

我在中學上學的時候，曾看過一本課外讀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寄居荷蘭作此回憶錄。書中也提及優種民族和劣種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為他們愛鬥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種美德，也只有醉心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才能為之慷慨道出。至於日本人之愛鬥而好血，倒確有實證。例如1944年雲南松山之役，日軍第一一六聯隊一千二百人，曾殺傷六至七倍之中國軍，因為他們準備全員戰歿。事後調查，該聯隊只有十人逃脫，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軍以坑道作業，用炸藥將他們的陣地爆破，此九人來不及自殺而被震昏。以後據他們供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將自己受傷者處死。只是今日看來，這樣的戰法應當提倡而褒揚，抑或受批判指摘，實為可疑。威廉的回憶錄倒確有為日本人鼓勵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