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給我的影響（第4/8頁）

這一年所討論的最重要的無逾於中國社會之本質。李公嘗稱明清為封建體制，我覺得中國社會特質無法與西方比較。

“我的家裏就蓄有女奴，難道中國在20世紀，還算奴隸社會。”我說。“什麽是女奴，你不是說丫頭？”“對，我家裏前後有兩個丫頭，我母親認作養女，以後讓她們各憑己意出嫁，我母親引以為榮，但是那時候要是將她們賣出，並不犯法。”（我沒有言及的，則《紅樓夢》所敘也可算丫環社會，至今仍為讀者羨慕。）

我也說中國人之所謂貪汙，並不是西方所謂corruption，後者是一個原本健全體制中的違法現象。中國在20世紀前半段乃是組織不健全，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見解，但是認為應當創造一個名詞，概括這種現象，這是我日後屢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

“你不能說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公就駁斥我，“除非你也能將所謂官僚主義（李公實謂Bureaucratism，但是此時他用中文官僚主義四字）也賦予定義，追溯它在歷史上的關系。”我確實照他的指示，曾經嘗試寫一篇關於官僚主義的文字，可是寫來寫去，總不如意，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文化上很多現象自成一體系，既龐大，又獨特，內在的人士習之以為理所當然。外來的觀察者，卻又只看到多面體之一面，即根據它與西洋文化之異同作褒貶，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為象，就是自以為是的責罵袁世凱之沒有成為拿破侖，或者埋怨光緒皇帝未曾效法明治天皇。我說中國官僚主義以儀禮代替行政，讀者仍覺得茫然。所以賦予定義不算，還要注重官僚主義之內涵，以後《萬歷十五年》就根據此方案寫成。這書的底稿取自我教明史的講義，後經1975年哥根漢基金的資助，改變重點及著述立場，書成時其內容有如傳統社會容貌之一概述。此書是否有學術價值由中外同事用作教科書及參考書者品評之，其成為一個官僚主義之剖面則間接得益於李公。

以歸納法為研究基礎

本來李約瑟治學，以歸納重於分析。他從中國親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與科學眼光，覺得處處都有真理在，於是到處留心，隨時記錄，積腋成裘，又根據古籍的說明及圖解再度結合，才奠定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礎。舉一個例：K-1的一堆書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風車，乃農戶將舂出之米以手搖風力，分解糠殼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長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內地看到此類風車又何止百數十具，但是未曾考究當中科學原理，然則仔細想來：米重糠輕固為常理，但是谷米由風車頂層從上向下墜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風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殼飛揚於左，白米下墜於車下之承接器。再推究之：則由手搖動之軸心輻射裝置成之吹風板，也與風速有關。凡板葉之大小及葉數之多寡，皆足以影響風力。車頂裝米之漏鬥漏隙之大小又決定米之下墜率。這樣看來處處都有機械原理，也處處都有數學，更是處處都賴協調。

為什麽中國人只能從實用的場合上著手，不從原理的基礎上著眼？顯然的他們已經體會到計算的重要，為什麽不倒轉回去，從數學而物理而機械學造成系統？李博士問及社會與經濟對科技的刺激作用和遲滯作用，也已寓意於歸納。因為他不僅因風車而想及此問題，必因見及古籍內關於火藥成分的記載而想及化學，見及虹橋而想到力學，見及針灸而想到神經學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說“尚未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也已是歸納之後的結論，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說。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紀中國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也已脫稿，正準備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籌備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紹，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全然無關）。內中也是歸納重於分析，我們在劍河沿岸對談的時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礎。我當初深以彼此見解不同為慮，但是李約瑟一直對我說：“相差不遠（close enough）。”

可是大海撈針，如何能找到現代科技產生於西歐而不產生於中國的原因？鄭德坤博士的建議雖較實用，可是我們也無法把十個大發明家的詳傳整個讀過，分析及他們每日黃昏午後的思潮，比較他們生活等級、家庭經濟狀況的因素與動機。難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發現水浮力？牛頓因蘋果掉在頭上而體會到地心吸力？即縱如是，則一切出諸天命與聰明人物之偶爾意動，又何待於吾人孜孜以求地寫科技史？我和李公見面後約兩個月，每周走談也進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議收束他档案箱內之線索，先對傳統中國之社會經濟形貌作一次綜合之檢討。先從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貨志”為線索。二十四史裏具“食貨志”的共十二史。內中“食”為食物，推廣之則為農業；“貨”為貨幣，推廣之則為商業。農業與商業，亦寓有生產與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僅記一朝代之事。如《隋書》之“食貨志”，即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結束於隋之統一。如果將二十四史中的食貨融會貫通，一定會對中國社會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了解。此後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為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