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讀歷史

敏宜：過去我們總以為寫歷史無非根據真人實事再加以書刊上的資料，連綴而為一個大故事，再加以作史者賦予道德上之評語，也就適應了前人之所謂“褒貶”。殊不知生在20世紀的中國，我們面臨著一段空前的考驗。你家裏由大陸而至朝鮮而入台灣，我經日本而至美國，其後面即有一個人類歷史中規模最大牽涉最廣的大變動。如果我們不把這背景看得明白，則作史者本人的立場有問題，縱算其所寫局部上符合情景，其所發議論亦難避免管窺蠡測的指摘了。

也總算我們運氣好，活躍於20世紀的末季，有了歷史之縱深，倒看回去，就領悟到我們所臨變亂，有似魏晉南北朝時的經驗。亦即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中的摸索，這中間過去的道德標準（不是道德之精義）已不適用，所以陳琳稱“觀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曹操更提倡“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這中間也與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類似。元朝前承唐宋帝國財政帶擴充性，以後又下接有明清帝國財政帶收斂性（今日情形則相反），當中免不了一段尷尬局面。

更因為我在海外幾十年，也不得不學外國歷史。我第一次教書在南伊利諾大學。因為地方小，每一個歷史系的教授都要擔任西方文明的兩組課，起先也免不得依樣葫蘆，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樣照著書本朗誦一遍。日子久了，才突然融會貫通，領悟到新世界的現代化，無不有促成各國從農業管制的方式，進而采取以商業習慣作管制之方式的趨向。又因為商業重交換，所以社會內各種經濟因素，都要具備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之可能，如此一個現代型的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說來容易，要進入這樣的境界，等於脫胎換骨。自此我再循著西方文明史的教科書作線索翻看各國史料，更了解到凡近世紀各國之重大變故，如荷蘭之獨立戰爭、英國之內戰、法國大革命等無不與這改組有關。這樣看來中國的長期革命流血縱橫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這樣的了解，我才領略到問題之大，牽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來，記憶到1930年間和1940年在國軍和內地裏的實際情形，才更覺得我們的缺陷是時間上和體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據說當日我們之對日抗戰，確如螳臂之當車，怪不得日本軍閥報告他們的天皇可以在六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也怪不得汪精衛要前去投降。敏宜，你已知道我於最近六年以來在各處寫作和講說，提及當日在國軍裏當下級軍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這絕不是故意減自己的志氣，揚別人的威風。只不過把整個社會幾個世紀落後的情形揭穿，才能確切地欣賞著抗戰之勝利是一種劃時代的奇跡。

你也知道，我在美國居留數十年後於1974年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已覺悟到茲後的教書與寫作，不會與我之身份有沖突的地方。余英時先生說費正清教授所寫中國歷史純以美國之利益為依歸。我倒覺得僅是如此，尚不足為費教授之病。我既已入美籍，孩子與內人也為美國人，也沒有在教書與寫作時有意留下一個對美國不利的心腸。在我看來費正清和他的高足白修德共同之毛病，則是眼光過淺，只看到刻下門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動，這一點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書內各篇提出。

我所敘及蔣介石自北伐至抗戰，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是有眾目睽視的事實根據。

例如即在抗戰期間，國軍不少的高級將領，尚為軍閥後身，很多部隊猶為軍閥部隊，自此之後軍閥割據之局面才永不在中國重現。北伐之前，中國猶為外強之勢力範圍，抗戰之後，不平等條約才全部廢除，使中國逐漸列身為四強之一。此外毛澤東因借著土地革命而翻轉中國內地之低層機構，刻下之經濟改革除了存積資本，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外，尚有一個敷設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系之任務。此三個段落的接連關系，則不能由這些動作之中單獨看出。而必須參對中國古代史裏朝代興亡之事跡，並且比較西歐諸國進入在數目字內管理之程度才能只眼看透。綜合起來，再與台灣的情形歸納，則其他各節尚不過是洪流中之渦漩，這近百年的歷史總之就是中華民族圖生存求解放並且實踐現代化之一段悲喜劇。起初我提出這種觀點，還不過像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以後局勢的發展則已一步逼一步，將這理論現實化。

說這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也好，說這是證據確鑿的史實也好，總之則中國自1920年間至1990年間前後已呈現著顯明的區別。除非我們把當中各種不同的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搬出來，我們已無法解釋此中奧妙。有了這樣領悟之後，我和我在美國之編輯都覺得要將這段結論抑而不揚，對美國之讀者亦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華盛頓之眾議員與參議員根據過了時的中國觀，一到台北或北京即對著他們尚不能了解的事務恣意批判，不僅不中肯，而且危險，這樣對美國也並無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