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給我的影響

李約瑟博士於3月24日黃昏逝世於劍橋，享年九十四歲。《紐約時報》3月27日所登載的訃文說他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生前不只一次對我說過：“我的宗教觀念不容許我尊奉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確曾自認為“左派”。有一次他在劍橋演講，他說及聽眾可以視他為“毛派基督徒”，或為“道家社會主義者”，各隨尊便。這也就是說除了硬性教條主義之外，他甚可以翺翔出入於諸子百家各種政治思想理論之間，表示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自由主義者。

我作此文時面前堆放著李公與我來往函件，內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緘柬約四十件。長信超過三五千字，短柬只數行，他對我的影響無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與他接觸的話，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與現狀有甚大的差別。

初識與交誼

我第一次與他接觸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剛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準備秋間赴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副教授的新職，我的孩子培樂英文名傑佛遜（Jefferson）也在當年7月誕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長信，簽名人自稱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即《中國科學與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謙遜地問我：“不知道你聽說過我們數年來出版的系列書刊否？”他從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處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寫信的目的，則是探詢數年之後我是否可能前往劍橋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屬是《科技史》的卷七，針對中國社會經濟背景與科技的影響。他更向我解釋：他自己的研究證實中國在14個世紀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將自然的知識施用於人類，滿足人類的需要，勝過於歐洲。為何現代科學出現於歐洲，而不創始於中國？是否社會經濟的條件，有特殊促進科技和遲滯科技的影響？

信中又說及：他需要的幫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總在70年代，因為他刻下還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據經驗要及早綢繆。

我尚未閱及全文就向格爾呼喚著：“嘿，有人請我們到歐洲去！英國劍橋！”

我回信給他的時候即比較沉著。我知道他是左派；這對我無所忌畏，因為我年輕時從軍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為我自己在國軍服務逾十年，不知對方如何看法，與其日後生出波折，不如開門見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說及我曾畢業於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在旁人看來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長處是能在短時間瀏覽大塊文章，勾畫其重點，但是生性魯莽，不計細節，“極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長”。至於聽說過《科技史》與否，則是毋庸提出的問題，我在教書的時候早已宣揚過李約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義，譬如15、16世紀之交中西科技尚在並駕齊驅的地位，日後歐洲突飛猛進，方使中國相形見絀，又如道家則在尚未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學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當時除了教書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總攬明代財政稅收及有關明代最後一個戶部尚書倪元璐的思想之論文各一篇，已經在學界宣讀即將收入專書；此後兩三年內，尚望將稅收一部分擴展為單行書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後，對我的環境更為合適。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後，好像諸事定妥。他說我的習慣個性與觀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幫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後我不斷地收到他寄來的書刊文字。現在看來他在這段時間給我以越洋的訓練，使我熟悉於他的歷史觀，我注意著他在寫作中同情於中共之作為並非支持共產主義，而是中國的工業化采取集體行動“避免西方工業化所犯的錯誤”，亦即在初期存積資本時不用販賣奴隸、虐待童工、構成貧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這一點我至今無法忘卻，也已收入我的論文之內。

其實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對越南戰事到尼克松之“開放中國”，早已將西方“左”、“右”的觀念重新訂正。李約瑟在1950年間尚被視作叛徒，至此則被尊為有先見之明。1972年我用參加李約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請求支援時，各文化基金有求必應。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將我提出的預算全部批準，使我只能根據章程自動將重復一部分備案刪除，自此之後再無此好運也。

所以當尼克松再次競選，涉及水門事件，奧林匹克競技在慕尼黑舉行，發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進入選手村綁架以色列選手時，我已實現李約瑟之五年計劃，全家橫渡大西洋，蔔居於古色古香之劍橋。李公給我的指示則是他的書籍档案之中有無數資料涉及中國歷史與科技的關系，我不妨全部翻閱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讓一塊石頭不翻轉”（leave no stone unturned）。這對我而言當然是絕好的讀書機緣。我對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劍河河畔散步，討論讀書心得。當日沒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後對我著書大有裨益，遠逾於我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