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讀歷史（第2/3頁）

這也就是說，我們來自宏觀的立場對於近五百年的歷史或近百年的歷史，已有了大概的輪廓，其骨骼間架業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則是“賦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謂flesh out。當中過去尚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現在即已百無禁忌。因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們和比我們前一代解釋開脫，而是像大公司記賬一樣將業已虧失的數目一筆勾銷，使你們和比你們年輕的一代了無記掛與時代更始。

說到這裏我也感觸到刻下最大的困難仍是時間上的匯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東西兩個世界，新舊之間，已開發及待開發國家間和贊成繼續突破的人士與主張保衛環境的人士間之沖突。

舉一個例：敘述到蔣先生抗戰間的經歷遲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於1883年，較蔣先生長四歲。在中學時即為足球隊四分衛（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過一篇文字，提到中國人若要了解美國，不當忽視美國足球在此邦社會上及群眾心理上之影響），在他領導之下曾打敗所有與之競賽的球隊。他在十六歲提前於中學畢業。1904年西點軍校畢業後任少尉，尚在蔣先生投考保定軍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學堂前三年。同時本世紀初年正是美國勢力向外伸展的時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戰時已露頭角，可算與馬歇爾同事。以後馬歇爾主持美國步兵學校即羅致史迪威為他助手。他又在中國以語言軍官和武官的資格逗留過十三年之久，不僅巡遊南北，而且親眼看到過軍閥混戰的情形，尚且在不同的刊物裏發表過關於中國現局的文字。我們在駐印軍時傳說“他三年之前尚為上校”，殊不知美國之常備軍只有軍官二千員，上校已為賦有名望之地位，而且與馬歇爾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熱。事實上他若不派來中國，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陸之戰事，日後樹立如艾森豪威爾之功業。所以我們指斥他存優越感，事實上我們也已淺視此人。

敘述這段歷史，尚且要顧及兩方文教上與習俗間之鴻溝。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後履足東京橫濱一帶，他給史夫人信裏提及，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條錫片的篷蓋之下，覓著空隙之地種蔥度日，“令人幸災樂禍地感到愉快”。他又敘述在密蘇裏戰艦上參加受降的各國軍事代表，除了美國和中國人之外，英國代表是一只紅色的肥餃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腸，加拿大代表看來像靠女人倒貼的男人，法國代表頗為雅致，後面的兩個隨員則像一對巴黎之流氓，荷蘭代表又肥又禿，新西蘭代表則像個外行。結論則是“在倭人眼前，這是如何一群漫畫中之人物，全人類沒有找到合適的代表”。

史迪威不會無緣無故地被稱為“尖酸刻薄的約瑟夫”。只是與他的抗議直言成對比，我也很難將中國人“非禮勿視”半吞不吐曖昧遊離的態度搬出來令外人置信。此即是兩方各走極端，1944年之沖突既已無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處置失當，尚可能使中美之間的成見與誤解更為加深。

我所謂誤解，即是當日問題之由來，實由於中國尚未通過現代化的程序，社會裏內部尤其下層的各種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蔣先生只能著重人身關系，以他耳提面命補助組織制度之不足，有時幹預細節。有如中央大學的學生吵嚷夥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壩與師生聚餐一次；王纘緒與潘文華不睦有武裝沖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風最受史迪威批評，也為他鄙視。然則史氏忽視了一段事實，新中國的高層機構實系無中生有，由蔣委員長如是苦心孤詣地勉強拼成。

史將軍被斥調回之後，曾憤慨地寫出他寧可打著一杆步槍追隨朱德。他就沒有了解當日中共部隊之有效率，正因他們利用國軍之上級機構作擋箭牌，所以能全力搞低層機構，因之他們將整個城市文化擯斥不要。只有油印報紙，秧歌舞蹈，以糧券餐券代替貨幣及銀行業務。大部隊則純以無線電聯絡，幹部又經常而大規模的開會討論以免除固定性和職業性的官僚機構。

國共兩方當日不僅有哲學思想作風之不同，並且也在背景環境及時間層次上做法不同。不僅史迪威沒有將全局看清，即我們身處其境，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則因後續之事跡賦予歷史上應有之縱深，也因局勢變遷經過一段分散離合兩方又有異途同歸的形勢，於是我才建議引用內外的各種資料重寫這一段歷史。

博物院供給我兩套資料，以成例言，不能算是沒有盡極慷慨。可是循閱一遍之後，我仍不得不讓你知道我所在困難。即如蔣先生日記之一部分，如果我有機會看到原件，即會如前所建議抽出一部或一本譯成英文，內加附釋，則我的責任輕，也可望早日出版。可是現在的一部分，只是1970年間籌備黨史時所節錄，很多引用處只有一句半段不見其全文，計在抗戰八年內凡七百八十一條，與古屋《秘錄》的二百四十四條比較雖卓有裕如，可是甚為抽象，也相當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