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第3/3頁）

雙方都想避免貧窮

這樣說來1945至1949年內戰的意義何在？

內戰仍是中國從農業管制之方式進入而以商業條例管制社會的大過程中之一環節。簡概言之，國民政府因著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一個高層機構的工作業已初步完成，此時雖仍有正規部隊與雜牌部隊，嫡系與旁系，軍隊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統一軍令之支配，軍閥割據之局面從此失去憑借。所缺乏的是下層機構。這時候農村裏面的保甲，仍與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為表裏，即縱經整理也只能供應曾國藩式的湘勇，無從支持為數幾百萬以鐵道汽車運兵的現代軍隊。

國民政府的著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將城市及沿海的經濟力量輻射到鄉村中去（以後在台灣就大體上用這政策成功），可是以問題及範圍之龐大，如果行之於大陸，等於要美國國民平白供應中國國家支出數十年並且為之動員設計，也難免不派兵長期駐華。所以杜魯門及馬歇爾的不介入之方針，並非全無歷史眼光的短視政策，只是如此說來中國的問題輸血既無著落，只有開刀。在此我們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聲後之中國》說出：“中國若不改組，只有滅亡。”

中共的決策，簡言之即是開刀。只是今日幾十年後有了歷史之縱深我們可以指說“打土豪分田地”並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個共同的低層組織，作為府兵制及租庸調的稅收政策之基礎。此時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視高層機構。大兵團的行動只用無線電協定，表面看來好像從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倒退一步，可是從此即在農村之中造成了一個穩健的基礎。林彪謂之為“以鄉村包圍城市”，其實人民解放軍的戰勝國軍，得益於其就地征兵取糧，補給線縮短，無防禦性的顧慮（即是延安根據地也可以放棄），因之戰鬥意識旺盛。在這多方面有似於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組織，戰敗北宋。10世紀以來的趙宋王朝擔待著一個多元經濟和城市文化的負擔，很多看來有利的因素放在廣大的疆域裏，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缺乏組織與結構，徒為大部隊行動之牽制與顧慮，卻又不能放棄。國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間的處境與之相似。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一直維持著若幹戰時體制的性格。他們的設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這一觀念直到1985年6月舉行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才正式宣布放棄（見北京周報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頁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國後，“據估計三十年來在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內隱蔽的農民總貢賦為六千億元以上”（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發展研究通訊》1986年12月總第四十五期，頁五）。所以從歷史的長遠角度看來，他們群眾運動仍著眼於馬克思所謂“原始的存積資本”並非遂行共產主義，從延安住窯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樓當中有了一段極長遠的距離。內中情節，不是我們“褒貶”所能左右動搖的既成事實。即使將之“三七開”或“七三開”也無益於事。中國的內戰彼此驅農民作生死鬥，與美國南北戰爭時兩方都由中產階級人士積極參與支撐的不同，因之無從將之解釋而為一段讀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跡。可是雖如是，中國經過內戰業已達到體制上改變之轉機。此後之發展在中國歷史內無成例，卻可以與17世紀以降西歐各國尤其英國與荷蘭縱橫曲折的經過遙遠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參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學再問到當日的問題，我們在打什麽，我即可以從一個學歷史的從業員之身份解釋：雙方都志在組織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彼此都想避免窮困。

1991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