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第2/3頁）

這樣體制之改變曾涉及世界所有的先進國家。在馬克思看來，總之即是從“封建體制”進入“資本家時代”（馬克思未曾用“資本主義”字樣）。可是我們覺得亞當·斯密所說，一是“農業之系統”，一是“商業之系統”，講來比較適切。

大凡商業體制，內中各物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軍隊為社會之反映，我們在美國參大就學的一年就已充分的理解到此中性格。美軍兵員之補充，可以用“油管制”。一個烤面包排可以配屬到此一軍部，也可以派遣至另一軍部，其他武器裝備，也無不如此。從無部隊長官據為私物。因為美國之兵團army corps（即中國之軍）非建制單位，所轄之師全系臨時配屬。我曾問雷溫烏茲的同學：“要是兵團長不滿意某師師長，那他如何辦？”

“怎麽辦？如果情形嚴重下令給他免職是也。”一個同學如此的回答。其他的也點頭稱是。雖說這樣的事體不多，這已是公認之原則。

要是在中國，問題就多了。誰是誰的人，哪一個師屬於哪一派的系統，早是眾所周知的公開秘密。要是我們不熟悉這些門徑，就不能當參謀。起先我們還以為這全由於中國人道德標準低，私情重於公益。直到我自己在軍隊被打垮之後，再度來美，重新學歷史，又經過多年之思量，才領悟到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尊卑、男女、長幼”。亦即是利用血緣關系與社會價值控制著無數農村，各地構成無數小圈圈。平日對內不設防，不僅無力經營現代工商業，且無適當的稅收來源，籌辦現代化的政府與軍隊。

從北伐到抗戰這一階段，國民黨之所作為即是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連現代型的軍隊在內。蔣家軍雖然以“黃埔嫡系”為中心，其他軍閥雜牌部隊也隨著兼容並包。即如我們的駐印軍新二十二師由杜聿明的第五軍抽來，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即系財政部稅警團的後身。新三十師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補充兵訓練處擴充而成。密支那戰役之後，史迪威認為新三十師作戰不力，將師長胡素和兩個團長一並撤職，限二十四小時離開緬甸戰場，遺缺由其他兩師的部隊長升級接充。這事曾和重慶統帥部發生相當的摩擦。表面看來史迪威不顧中國的政治背景，只以軍隊效率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業已另自構成“洋將史家系統”。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後，被蔣委員長要求免職，他之作為的後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為兵工與軍需都是臨時籌措，也無法全盤支配。所以我提議研究這段歷史時，歷史家不要先存有當日中國已是一個統一基礎穩固完善國家的想法。實在此時應由體制不合時代或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很多情形之下，青黃不接大可以和魏晉南北朝一段比擬。很多人物的舉動也和《三國演義》所敘接近，即是在地緣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關系為依歸。張發奎稱“鐵軍”，以葉挺做先鋒、賀龍任包抄、黃琪翔為預備隊，戰無不勝，也並不是戰術高妙，乃是數人意識形態接近，又在統禦經理上互相信任，結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後來環境變遷，各人也不能再創奇跡。

國軍將領中“貪汙無能”的情事，誠然有之，但是這是一種組織不夠條件的現象，不是敗壞大局的原因。窮究其極，還是國家缺乏適當的資源去支持三百多個師，因之不能避免采取包辦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階段月薪一再調整，總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時，同公務員待遇，不時尚發得食米五鬥、布料一段，有時甚至香煙一條、醬油若幹（各人自備瓶領取）而已。其在野戰軍裏實等於無給制。高級將領既要維持他們的社會地位，又要周濟家人貧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錢財物資。可是假公為私之門一開，即無法區分貪汙與不貪汙。及至內戰的尾段，中樞以飛機將鈔票運至前方，報載前方將領又以飛機載運回後方購買物資，甚可能實有其事，當日物價三日五日大漲，除此之外無從保存紙幣之購買力。

美國在華軍事顧問團長巴大維少將（David Barr）以後在美國國會作證，他任團長時國軍未曾缺乏彈藥器械。這話題也值得研究。軍火與裝備的總噸位，不是決定戰局惟一之因素。裝備既加重，交通通訊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復之後勤，又需要社會上生產與分配的條件做同樣的支應。這有如一個人之體力，與骨骼血液和神經系統甚至整個健康互相關聯，非筋肉可以單獨奏效。以後美國的“白皮書”出，內稱裝備國軍三十六個師，歷年也耗費美金二百億元。曾參與接收物資的劉德星少將（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高級參謀，不知何往）就和我說及這並不是有計劃按比例的供應。當中估價的情形不說，只是美軍復員時棄置在太平洋上各島的物資，此處彈藥一堆，彼間香煙奶粉若幹，一並加入計算。以後前往東北之國軍，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余之裝備無從轉運。也有其他戰區野炮一營在戰場上只備有炮彈五百發，部隊長吝不敢用最後連彈帶炮被共軍擄獲等事。可見得只敘實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