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第6/7頁）

但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為什麽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軍也能在內戰裏獲勝？

我一直待第二次來到美國，重作學生，讀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獲得局部的解答。

我們習俗以為的“自由”，只以為照目下狀態各人自行其是，這是一種局部而膚淺的解釋。真正的自由務必打破習俗上非道德的羈絆，而恢復到純真的境界。比如說在南北戰爭之前有些美國之奴主，也以為自己待奴隸仁厚，實際則只在奴役他們的關頭，稍微寬容。在那種情況之下雖為奴主也並沒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還是遷就於習俗，維持原狀。

我們雖沒有將王七一家當作奴隸看待，但是他們就業沒有選擇，佃農身份有同遺傳，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敵入侵得不到適當的保護，已較奴隸的身份有過無不及。遠在30年代及40年代，費孝通即指出中國（大陸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時供應地主與佃農。假使沒有以後的土地改革，則日後很多新興事業不能動手。上述我家窘狀，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狀也只有每下愈況，此種情況不能算是我們自由意志下的決策。

遠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盧梭論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種高貴的品質。在他之前，洛克創“勞力價值論”，即謂上帝以全世界之資源賜給全人類。各人以自己的勞力與一部資源混合，則此部分，成為他的私人財產。即在當日內戰期間，我們站在政府軍的立場，也並不即是反對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國能統一，獲得外援能將經濟成效由工商業而澤潤於農業，由濱海而及於內地，以緩和改造期間的痛苦。局勢的發展既已證明此種奢望成為夢想，農村問題已迫不及待，並且取消地主所有，猶且不足，仍要土地國有，集體經營；集體經營不足，還要承包到戶；所有行動都不可逆轉，這樣看來，全盤發展可以算作盧梭及黑格爾所說“公眾之志願”，至此我們也只能接受歷史之仲裁了。

類似情形下，日本在麥克阿瑟督導之下執行土地改革，台灣實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韓美軍將北韓軍驅逐後不許地主階級重返，也都不能逆轉，也都可謂符合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這並不是對改造期間的殘虐行動洗刷。我想任何人也無從為之洗刷。至此我們只能引證黑格爾所說，在歷史中的一種大變動前，沒有人能洞察其行動的實際意義，雖領導人亦不過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們的觀察，則是發展的過程中極難預見其牽涉之深，範圍之大。一百年前張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說穿橫對面前需要的改革，已是中國兩千年以來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沒有想及貫徹始終，需要推翻專制，而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猶且不足。其背景則在中國的革命必須通過蔣介石階段、毛澤東階段，至鄧小平階段方見水落石出。為什麽在行動之中，很多人還要引出許多額外的殘酷手段？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沒有見及需要改變的範圍之大。他們總以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問題的終結，所以他們用道德的名義，標榜著至善與極惡，有如司馬遷之論法家“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間造成很多額外的痛苦。我們論評歷史主張多利用技術的角度將史實引長放大，也即是避免“慘礉少恩”之意。

可是縱如此，我如何能對母親說，“媽媽，只怪你出生不湊巧，前面沒有逃脫舊社會的遺毒，後面見不到新社會的光輝”呢？

1950年我在日本，弟弟在美國，妹妹也往青島，留著母親在湖南。在土地改革期間幸虧鄉人留情，他們公認我家對付佃農雖屬剝削，卻無刻毒情事，所以除了房屋家具衣服和媽媽積儲的金飾一並沒收之外，準予放行，未作人身上的留難。從此她受我妹妹及妹夫贍養。

1952年弟弟已獲得博士學位，即一意返國，妹妹也來信說媽媽在親手造蘿蔔幹、臘八豆，準備歡迎兒子。這時候我自己已不能回國。但是也仍在勸阻弟弟回國。從此母親即再未與兒子見面。

她最後三年不能行動，風癱臥床，凡洗滌飲食都賴我妹妹服侍。最後因腦溢血去世，也無人在側，只有我外甥女返家發現姥姥已無呼吸，才傳告鄰居。我想她希望和兒子見一面的癡望，使她掙紮了這許多歲月。我想時不忍想，常常找其他情事推托。家琦是我的弟婦，她說我弟弟有時夜中醒來仍在哭著，他已在夢中見到媽媽。以他的習性，他不會贊同我發表這篇文字的。只是我已經寫過一段中國近代史，以上這節人身經驗，也是歷史的見證。我不能假裝著“純孝”，或是永遠藏匿著心頭隱痛，而將此節史料遺棄，也將媽媽及和她同一代的母親的犧牲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