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第4/7頁）

我並不是全無心腸，完全不曾感受母愛。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總被這些環境上的因素籠罩著去了。

我還記著我第一次進住宿的學校，媽媽托人帶來的一籃鹽蛋與皮蛋。蛋殼早已洗凈，鹽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筆寫著“皮”、“鹽”。其實這樣的標記已無必要，我見著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為止。倒只有多少時候以後，想及她搓糠灰、拌鹽水、洗蛋殼，又在蛋殼上一筆一畫寫字的愛子之情。我離家的時候媽媽替我收揀行裝，她親手將我的襯衫尾插入褲中，嘴裏說：“要不是養育你一場，也沒有這樣的牽掛了。”說時眼睛潤濕。我當時並沒有如何的感動，也要待到以後兩地隔閡，才記起如斯的細婉情節。我將考大學的日程預先寫信告她。後來妹妹說，到那天上午和午後媽媽再三地說：“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戰之後不僅我投筆從戎，弟弟也進輜重兵學校。他有次在家信裏提及在某處宿營。據父親說媽媽一聽及宿營，頭頂上沒有房屋掩蓋，立即就哭。我曾在緬甸負傷，實際是腿上輕傷，只不過褲襠被撕去一塊，上面血跡斑斕。我將這哢嘰褲帶回作紀念。至此已事隔經年，媽媽見著仍是流淚縱橫。

媽媽這一代的女性，她們的生命與前途，不由自身做主。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條下的犧牲品。人家的女兒已開始入學，她不得入學，人家的女兒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後則只有相夫教子，做傳統的賢妻良母。可是傳統的賢妻良母仍有她們贏得的報酬，我父親在珍珠港事變前一月去世。他彌留時對媽媽說：“我們有兩個好兒子，讓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過起先隨著我們，後來隨著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輪船上搭地鋪，在卡車上坐車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吃帶糠屑的配給米。她誇告鄰居：她的兩個兒子都可以到美國去，只因為照顧親娘，不願離去。其實則兩個兒子都在打算盤前往美國自尋出路。他們回時只在母親無碑的墳前悵惘徘徊。

媽媽說：“我不要你們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牽腸掛肚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說的可能代表當日一般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這樣的：湖南經過北伐的暴風後立即“清黨”。不少的年輕人，不一定曾經過宣誓的手續矢志做共產黨，只要參加左翼團體集會，在學校裏發激烈的言論，或愛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異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審訊的可能。審訊時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辭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忘記我還在上小學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槍兵指揮街上行人回避。不一會兒一隊士兵刺刀插在槍管上，在號兵吹沖鋒號之後，高呼叫：“殺！”被押解的有二十多個男女，都是一身“剪綁”，背後插有“標子”，上書“斬決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紅筆從上到下貫穿。為首的一人還在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但是至此已力竭聲嘶。後面的幾個女性，穿水紅色內衣，年齡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著保持一行列間快步的距離。約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全在長沙的“教育會坪”身首異處。

這樣的慘劇也輪到我家親戚頭上。我們稱為“鈞舅”的向鈞，是我們三舅母的弟弟。他們的母親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們稱為“五姑外婆”。她們都住鄉下。鈞舅判刑之前，我父親曾往監獄探問，便中轉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實所謂“自首”，除了承認有罪之外，還要供報同黨兩人，讓政府緝獲建功。鈞舅執意不從，他被槍斃之後連我們孩子們都知道了，媽媽和三舅還連通我們一齊瞞著三舅母與五姑外婆。這位老太太在火爐前烤火的時候，眼色無神。我們也不知道她內心想的是什麽，總之她仍不知道已與兒子生離死別，陰陽異途，使我感觸到前人所作文“生也無辜，殺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說在執行死刑之前還要給這些男女的淩辱虐待之無心腸了。

後來我因抗戰而從軍之前曾在長沙《抗戰日報》工作過幾個月。報社的主編是田漢先生。當日我們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他早已為共產黨員。我因為《抗戰日報》停刊之後與他的兒子田海男同入軍校，所以稱他為“田伯伯”。1942年他與他的母親——被稱為“戲劇界的母親”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們拜訪他們的時候，老太太因與母親都曾在長沙東鄉長大，是以相見甚歡。田漢已與作《漁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歡膝下，也不惜大藝術家的身份，即往廚房做蛋湯歡迎我們。至此我有機會與她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