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與核威脅（第5/5頁）

印度未走上這劇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於反暴力和非暴力的傳統，一方面也由於背景上缺乏如中國中央集權、政教合一的體制，足以作為革命的對象。英國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轉，蘇聯與美國可以與之周旋，既未在行動之中產生一種新的軍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進入民主體制，讓全民投票直接選舉了。只是有其利則有其害，如是和緩的改進，有時看來好像凡事保持原狀（status quo）。鄉村中原始分工合作的辦法可能由城市中開設工廠而瓦解？基本的生產不能改進而能執行全國的計劃經濟？有些印度人已在質疑。但是這不是旁人可以越俎代庖可以解答的問題。

總之，針對世界局勢的大轉變各民族和國家的決策，顯示著內外所受沖擊，也反映著個別的歷史背景，長期的追溯過去，則牽涉上天候與地理，中國與印度的表現不同，但不能讓旁人指說，參與某方面的競賽。在公元之前3世紀，孟子即告誡不要“好為人師”。蔣介石與尼赫魯都已犯上了這樣的錯誤，可為殷鑒。

寫到這裏（5月28日），內人格爾進來告訴我：電視快報，巴基斯坦也針對印度的挑戰，作核試爆五起。這更應當促使中國置身於印巴宗教沖突之外。本來中巴的連橫，一方面是防備莫斯科與新德裏之合縱。現在蘇聯既已解體，是好是壞，印度與巴基斯坦又在核試爆之氣氛中再度表現她們力量的平衡，北京更當心安理得無所偏袒，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將國際間緊張的關系放松，不再像第一次大戰前的列強一樣，縱使自己的國運決定於國土之外，並且以目前的形勢加入與己無關之宗教沖突，進入核競爭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