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與核威脅（第4/5頁）

只在1990年間中印始重開談判，1993年簽訂有關邊境沖突條約，但印度已覺自尊心受損。況且中國不斷聲援巴基斯坦，是以兩國關系始終冷漠。

此次印度試驗原子彈爆炸五起，表面上打破亞洲腹地的平衡，但二十四年前印度即曾試爆。該國之有原子彈爆炸能力早在觀察者預度中。（同樣的，巴基斯坦也有此能力。）並且他們判斷：原子彈爆炸有示威作用，一方面固然向中國及巴基斯坦表態，一方面也借此鼓舞印度人心。緣由為近年以來印度失去外交活躍之場面，經濟方面又無突破，雖號稱“世界最大之民主國家（以人口論）”，而實際意態低沉。新首相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代表最右之印度教黨（Bharatiya Janata），借此增加他的聲望。果然，民意測驗贊成試爆的占絕大多數。並且這些觀察家尚且指出：中國大陸已有核彈頭四百枚，所以印度立即與中國核武裝競賽的公算不高。即瓦傑帕伊在試爆後接受《新聞周刊》的記者訪問，也仍稱印度願和巴基斯坦及中國增進外交關系。

雖說如此，我們對這樣的局面不能徹底安心。世界上的國際糾紛總是易結難松。很多保衛和平的工作可能數十年的慘淡經營，廢諸一旦。印度三位政治家甘地，都因暴徒刺殺殞命。迄今西方還有不少人士以中國為假想敵或預想敵，在這種氣氛之下，中國永久的牽涉於印巴兩國的宗教沖突之中，不是適當的決策。

西藏問題不應當為中印兩國關系之裂痕。西藏果真要獨立，不能避免組織軍隊（不少的激進派尚且憧憬於“大西藏”之幻想。希望西藏包括青海之大部，川康之各一部），發行貨幣，則不可能為現在喇嘛體制所可承擔。我們也想不出藏人既要現代化，如何可能避免中共在該自治區的改革與建設。這當中也包含著達賴喇嘛的曖昧遊離，他的態度好像是說我不堅持獨立，這是我哥哥的主張；我反對用暴力，但是我下面的人並不如此。所以中共也利用這種矛盾。一方面不希望達賴回藏引起藏人激動，一方面也仍希望達賴繼續其和平奮鬥，將問題變化。印度當局並非毫不知情。文化大革命期間，藏人奔印無從截止。今日時過境遷。最近幾年來對達蘭莎拉已漸冷淡，指望藏人檢束，不願得罪中國。（達賴的態度已有美國《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批評。而達賴也在改變態度，承認中共已在轉變。）

如果中印兩方消釋敵意，此等糾紛應不難解決。

此外中國人務須拒絕接受不斷在與印度競爭互較長短的說法，兩方的不同主要由於地緣政治。印度因“囊袋”地形，歷史上無組織常備軍長期拒敵於國門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體制。由於事實上的需要，印度人盡量的放縱想象力，不論是宗教教義或文學，他們制造一套大系統，將一切兼容並包。凡邏輯不能到達之處則委之以來生再世。品物只有前後高低，沒有好壞。但是從查支曼尼的體系看來，他們已將神學與經濟渾然構成一體。即是尼赫魯的不結盟方略，也仍是源於印度教一切兼容並包的傳統。

從廣義的宗教眼光看來，中國也是一個宗教性格濃厚的國家。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有在血緣關系中求永存的意義。既然將生活之目的與生命的意義都放在敬宗法祖的前提下，這也就是一種宗教思想。表面看來這與神秘主義無涉。但是生命的起源於宇宙的終結都不是人類知識所能掌握的事物。我們對這樣一個未知數如是的虔誠崇拜，這樣的信托，也就不期而然的沾上神秘主義的用意了。事實上中國的專制政體與宗法社會互為表裏，通過朝野上下，也左右著農村組織與農村經濟。

印度的放縱想象力與中國的嚴守紀律接受儀禮都曾使兩國文化發揚過一段燦爛光輝，也都在西方物質文明沖擊之下不能立足。這一切經過不是任何人物任何朝代所設計制造，而是由環境及往事的要求長期演進而成。即是尼赫魯自己也說過：“中國與印度都擔當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樣的發展與民族之優劣，個人之賢愚不肖無關，尤無互相競爭的態勢。

在改造或調整而接受西方體制時中國所受內外壓力遠較印度所受為大。（吊詭的是印度已受英人統治，反而無救亡圖存的情勢緊迫。）所以推翻專制，軍閥混戰，五四運動，武力統一，八年抗戰後緊接著又是四年內戰，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歲無寧日。只有事後看來，方能看透當中的邏輯。從一個“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改造而為一個現代社會，影響到十幾億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不是那麽一件容易事。今日的讀者可能不滿於毛澤東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可是大約同時間魯迅、茅盾、巴金等所發表的文字也是同樣的如火如荼。尤以魯迅在《狂人日記》裏寫出，古籍裏的“仁義道德”，細看全是“吃人”。這樣的著作能在當日暢銷，也只表示內外情勢逼迫，全國知識青年已準備行動作天翻地覆之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