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鉆研學問無窮盡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時人譽為“中國近300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80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所有之學人”。

人生如鐘表之擺

王國維17歲時曾赴杭州應鄉試，而名落孫山。其原因很明顯，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上，而是放在史書和其他的雜書；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貨供遊學，居恒怏怏”——“新學”的影響和憧憬“遊學”，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覺地放棄了對“時文”和“帖括”的研習；五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國人大驚，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參加北京鄉試的各省舉子1300多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請求維新變法。從此開始，覺醒了的讀書人舉辦學堂，成立學會，創辦刊物，自覺置身於圖強的熱潮之中，王國維也不例外，他不願再呆坐在書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譽對此也很支持。其弟回憶說：“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其父的先進思想，又導致了王國維第二次即20歲時科舉考試的失敗。

當法國18世紀風行的自然主義由日本轉道進入中國之後，一時間，學海波濤沸騰，而附和此種學說的人，並非出於知識，他們對自然主義的根本思想和最終目的茫然無知，只想借助其枝枝葉葉的話語，來裝扮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是借助西洋學說的影響，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思想學說進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對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對其中的人生哲學、文化精神等等內容，卻很少用精力。

而王國維並非其中一員，先後撰寫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翻譯介紹了不少西方的哲學、美學、心理學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觀點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思考人生，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沉浸於此，如癡似醉。

當時留學歐美的中國人，學習的大都是“海軍制造”、“法律”等，卻沒有學習哲學的。中國思想界無“能動”之力，也未能“受動”。這一情形使王國維陷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強烈希望將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引入中國，卻不願意人們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作為解救中華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與他的人生，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因歷史而形成的悲觀主義怪圈。

王國維用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去研究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紅樓夢》，1904年夏天寫成《紅樓夢評論》。在文中，王國維認為：人生如鐘表之擺，在“苦痛”與“倦厭”之間往復。“倦厭”即是一種“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樂”，而將苦痛轉化為快樂的努力亦屬一種苦痛。快樂之後，苦痛更深；文化愈進，知識越廣，其欲望便會彌多，而對苦痛的感覺則更為敏銳。人生的欲望無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質則是苦痛，所以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合而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體現。

借評《紅樓夢》，王國維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終目的是為“解脫”。“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人於無生之域。”也正因為受到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金釧兒墜井，司棋觸墻，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蓮、芳官入道出家，都並非真正的“解脫”；只有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才得到正確的解脫。

王國維天性憂郁悲觀，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中，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間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叔本華思想中的悲觀色彩和天才觀與王國維憂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國維一向自視甚高，以天才自況。他認為一般人的快樂與痛苦，僅僅是生活中的快樂與痛苦；而天才由於能洞見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為深切的孤獨和痛苦。但哲學並不能慰藉他的內心，在《自序二》中，他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美學成為解脫人生痛苦之途徑，但他智與情兼勝的內在沖突，難以使他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因此他悲嘆人生如“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