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鉆研學問無窮盡（第2/6頁）

王國維35歲後，專力於經史、古文字的考證，就是想遠離現實，以期心遠地自偏，有詞為證：“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五分況清歡。”“弄丹鉛”（即考證之事），能使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忘憂嗎？這只能使王國維更加憂郁，少有朋友。王國維是個執著於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因此他抨擊康有為、魏源、嚴復以政治或功利為出發點的學術行為，更厭惡以學術求官之行徑，心中常有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遺世獨立之感，正如梁啟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

做學問的境界

王國維讀書直透紙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昌盛，為中國學術的發展進步貢獻了力量。他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新史學的開山”，是一個“很有科學頭腦的人”。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說：“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當時的中國，通達、誠篤的舊學家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治西學的人，大都也只是想點綴一下門面。能貫串精、博，作為終身職業，更是屈指可數。

王國維認為：凡學，無論中西，都無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歐洲為例指出，農工商業的進步，原本根源於物理、化學的勃興。物理、化學的高深與淺顯，與蒸汽、電信有何關系？動植物學與樹藝、畜牧有何關系？天文學與航海、計時有何關系？心理、社會學與政治、教育又有何關系？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如此狀況，何況史學、文學！再從另一個方面言，對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利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

學無新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與無用之說，這便是王國維讀書、做學問的原則，他兼收並蓄，如饑似渴地讀書，成為一代學問大家。

1907年3月，王國維攜新婚繼室潘麗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學部任職，並在宣武門內的新簾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頓了家小。這時，王國維讀書、研究的興趣已由哲學完全轉移到了文學。與以前一樣，為生計，王國維必須為他人做事，每天短則二三小時，長則三四小時，而用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多則三四小時，少則一二個小時。由於身體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長久，時間長了，精神就會渙散，注意力便無法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閱讀雜書，來松弛神經，換換腦筋。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王國維的讀書、研究極有規律，一般不會出現間斷。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說，“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纖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余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持之以恒”，不松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進”，正是王國維讀書、研究的又一經驗之談。

成就大事業、大學問，也要循序漸進，需要知識的逐步累積，只有累積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現飛躍，發生質變，而企圖走捷徑，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即使是“第一階級”，也無法進入。這是王國維做學問的“竅門”。他認為，具有文學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養”，此“修養”應該包括：一、勤奮；二、廣博地讀書；三、反復實踐；四、修養心性。

“三種之階級”為“三種之境界”，這是他為“做學問”所分的三個層次：“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三種境界相互銜接，依次遞進，由量變直至質變。所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也就是說，無窮無盡的新知識在向讀書人招手，在向讀書人呼喚，其頻頻招手和親切呼喚，很快得到了讀書人的回應，引發了讀書人的好奇和興趣。讀書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心目中充滿著許許多多的幻想，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計劃、打算，由於對撲面而來的新知識感覺驚異和挑選終身研攻對象的難於決斷，而顯示了幾分的仿徨和惆悵。這就是第一種境界，也就是起步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