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教授的教授”（第4/5頁）

也就是說，一等愛情是愛上陌生人，可以為之死；二等是相愛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終生相愛；四等是相愛一生；五等是隨便亂上床。

素未謀面而深愛對方如杜麗娘者，在以前的確是純精神戀愛，級別最高。可惜陳寅恪死得太早，無緣見識網戀的燎原之火。陳先生把未嫁貞女放在愛情第二級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貞女不一定表示為愛情而不嫁，為愛情而貞。若從未愛過，又如何算二等愛情？可見五等愛情之說，也當不得真。

最終，陳寅恪與唐筼結合，與之終老，依他的等級分類，不過四等。然則兩人感情深厚，經歷苦難而不離不棄。陳寅恪並預寫挽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聯撰後一月余，兩人相繼辭世。愛情，能到這種境界，怎麽也該算是一等了。

陳寅恪發愛情五等論時，是1919年，當時還是未婚年輕人。其時，他與吳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這個論調。當時正是新文化思潮風起雲湧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的對話被吳宓記入了日記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從新文化運動談起，也說到了婚姻自主。陳寅恪列舉西方社會上層與下層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結論是：“天下本無自由婚姻一物，而國內竟以此為風氣，是一流弊。”基本上來看，他對婚姻自由是持反對態度的。

陳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為官多年，中法戰爭時慷慨請纓，因功擢升，後任台灣巡撫。189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當地愛國人士決定自行抗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菘為“大總統”。唐致電清廷：“台灣臣民，義不臣倭，雖為島國，永戴聖清。”但清廷仍將台灣交給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陸。唐筼自小讀書，就讀於天津師範、上海體專等，後輾轉任教於一些學校。

關於他們的相識，陳寅恪自己有一段記述。

……乃至清華，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注生”。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菘之孫女也。”蓋寅恪曾讀唐公《請纓日記》，又親友當馬關中日和約割台灣與日本時，多在台佐唐公獨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

陸健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為此感嘆：“儉樸的‘驚嘆’二字，道盡了很多時候，生命原是為了等候……在這裏，我們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聯結生命之緣的，還是生與俱來的世家流韻。”

從此二人攜手共度人生。唐筼不僅是陳寅恪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格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舍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郁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陳寅恪因高血壓服安眠藥而臥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內中盡是傷春兼自傷之意，而唐和詩則為他排解道：“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比起陳寅恪詩來多了一分隨遇而安。這是唐的過人之處，早年陳寅恪發牢騷雲：“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陳寅恪懷念燕都舊居不免傷感：“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她又勸慰道：“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大有退一步天地寬的意味，這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也許並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許能時時平息陳寅恪心頭始終糾纏的緊張。

而他們的兩個女兒用樸實而真情的筆調在他們的身後寫道：

……母親不僅是父親感情篤深的生活伴侶，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與業務幫手。她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體貼與照顧父親，在父親失明後當某位助手突然離去時，母親當即頂替其職，使父親能照常上課、著述。有不少唱和、吟詠的詩篇，反映出他們的思想共鳴……當他們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時，父親預先給母親寫下了挽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象體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臏足，能有如許豐碩的教學與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