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教授的教授”（第2/5頁）

一代學界泰鬥，學問之大，卻沒什麽傲人的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一大奇特之處。但他的廣博學識，卻是舉世聞名，足以傲人的。

陳寅恪備課極其認真。在備課之前，即與助手說明本學期要講之問題、內容，然後指定助手讀哪些書給他聽。他要讀的第一本書總是《資治通鑒》，接著是《通典》、《會要》、《六典》、兩《唐書》等。備課時他先讓助手讀《通鑒》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囑咐讀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來，沉思冥想，提出一些問題或要注意之處，讓助手寫在本子上，常常是聽完《通鑒》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兩《唐書》、《會要》、《通典》裏記載與此有關的資料，再讀給他聽，然後指出這幾種史籍的記載有哪些不同，哪個記載可靠，哪個不對。助手把這些一一筆錄。

助手王永興回憶，“這樣讀了幾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寫的重復給他說一遍，他總結綜合，口授出來由我寫下，就形成了講課稿或者講課的詳細提綱。不只是講課的主要內容，而且講課所涉及的史料、與講課有關的每一條材料，他都作了嚴謹的校勘與考證。”“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征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他恪守乾嘉學者和德國米勒諸學者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他指出做學問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往往站不在。與陳寅恪學風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去浮華、疾虛妄、取信征實、厚積薄發，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是陳寅恪一貫的優良學風。

陳寅恪長女流求曾回憶，陳寅恪在清華後期，生活緊湊而有規律。“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陳寅恪還不時在家裏書房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侄兒封雄幼時曾親聆“梵音”，並問：“叔叔，你念的是什麽咒？”引得眾人大笑不止。除卻學習梵文，陳寅恪還常乘車到大高店軍機處看档案，清時機密文件都以滿文書寫，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隨手翻譯出來。